没一位大夫愿意去。

“本身我们职业地点在医院内部，没有义务外出为患者服务；其次，每个人都是定岗，每次出去四十分钟，如果我脱岗，被领导查起来是要处分的。”于莺解释道。

无奈，老太太的儿子每次只能打120，一次费用超出五百块钱，换完后，老太太还得在医院等一两个小时的120，把她送回家。

“有些制度已经僵化了。”这种规定让于莺觉得沮丧，同样沮丧的，还有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的人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毕业后，于莺花了6年升到主治医生，由于医院扩建，她所在的急诊科每天要接待400多位病人，平均每名医生每天要看40位病人。“一个夜班，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像我这样30多岁的女医生，下了班以后，走路都是飘的。”她曾抱怨。

于莺不止一次思索职业的未来，直至和马遂的一次聊天。

“于莺你干急诊，插管插得再熟练，最后不过是一个高级的技术工人。”协和医院的副院长、急诊科老主任马遂的话毫不留情。

他的建议是让于莺去做全科大夫。

“急诊是面对一个人生病最后的部分，而全科医疗则面对一个人没有生病或生病早期时的预防、治疗，但这个部分在中国是缺失的，也是将来的方向。”马遂劝她。

这场谈话让于莺不置可否，“我的脑子里没有全科的概念。”于莺道。

但当她辞职后，把整个线串起来，想法就不一样了。她选择先去看看台湾的全科模式，再回来办自己的私人诊所。

去台湾，学习全科

让于莺惊奇的是，医生开车到山上后，将肾衰的阿伯接到市区的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台湾私立医院在医疗界占比已达90%以上。而这些年，台湾医疗改革的经验也被认可，能为大陆的医改提供积极的参考和借鉴。

一个岛屿的全科医疗是如何做到很好的？这是于莺希望通过这次海岛之行解答的疑题。“我去台湾不是学治病，是去学习他们的整套流程和机制。”

去当地医院报到的第一天，医院的一位主任非常明确地说，医院哪里可以拍照，哪里拍照必须把人脸打上马赛克，这让于莺感受到台湾对待患者隐私的尊重。

每次前往健诊中心，于莺都要穿过急诊，那里的门口永远都摆着一排空的平车和轮椅，由义工分配给需要的病人，急诊主任趴在放置了近百张平车的急诊科写病程，规模之大让于莺惊叹。

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的医疗体系中，公立医院遍布，同样存在医疗资源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等问题。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台湾开始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医疗行业。1976年，台塑大王王永庆创办长庚医院，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本质，最终成为台湾最赚钱也最令病患满意的医院。

在台湾的三个月，于莺辗转多家医院，也曾跟随当地医生外出巡诊，前往山上的阿美族看望肾衰的阿伯。

让于莺惊奇的是，医生开车到山上后，将阿伯接到市区的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这是台湾健保模式里的服务，每年符合医疗照顾条件的申请者，医生将定期巡视重病患者，上门服务。

阿伯家附近卫生院的负责人和于莺聊了很久，大意是他们也可以给阿伯做透析，但是大医院服务太好了，他们还没有和病人说好，对方已经派车接送了。

“在争夺患者、客户群中，不自主就需要把服务做到位。医疗资源很丰富，而且是多层的。”于莺感慨。

当地私人诊所医生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她去南投信义乡参观的私人诊所，医生每周工作54小时，月收入能有七八十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4万至16万)，比在城里工作的医生还高。

　“私人诊所”的幻灭

于莺不愿提及“改革”，却不得不触碰，实际情况是，那些鼓励改革的文件遇到现实的政策，一下就显得苍白。

台湾之行归来，于莺更加坚定开办私人诊所的想法。但直到加入这家民营医院后，于莺才如愿以偿。

5月中旬，去诊所的选址实地测量前，她发了条微博：“想象未来的诊所会是什么样子？咖啡馆风格？美式乡村风格？地中海风格？别瞎想了，不管怎样，光线照明，空气流通，动线路径，流程合理才是需要考虑的重点。”

如今，于莺“大背心裤衩的工头生涯”已经开始，但这在两个月前还不可想象。

那时于莺就选定的地址向辖区卫生局递交了材料，被直接拒绝。理由简单，没有规划--北五环到东五环统统没有允许开办私人诊所的规划。

她回过神，从卫生局的官网上下载相关材料，才了解到要开一个私人诊所，第一步就是得有规划。

只能在五环外开诊所？这让于莺难以想象。

再次是审批难。一家诊所，如果开在居民楼的底商，那得需要楼上所有住户和旁边的底商同意，只要一家说了NO，就无法获得审批。

于莺了解到，控制审批是因为私人诊所很难管理，更多的小诊所根本没执照。“真正想开诊所的人开不了，胆大心黑的人就开了(黑诊所)，就能挣到钱。”这让于莺不解。

去年8月，于莺和同样跳出公立医院的医生张强，在上海参观一家即将开张的私立医院，隔着马路就看见挂在医院门口的横幅：“欢迎于莺、张强大夫莅临考察，共同开创中国医疗改革的新局面”。

这让她咂舌，太夸张了：“我就是想干点自己的事儿，和改革扯不上边儿。”

而实际状况是，没“改革”呢，于莺自己的事儿好像也要“歇菜”了。

“当你开始想开诊所，到一步步去实施，去做经营分析、盈利规划时，你会发现，这里牵扯的东西太多了。”于莺说。

三月份吐槽后，于莺休了一个月，每天找各个圈子的朋友聊。“他们都觉得私人诊所很好，但阻力很大。有人泼过冷水，干吗花费力气在这上，先找工作，等政策松动了再说”。

有人劝于莺去“活动活动”，被她拒绝：“我特别不擅长跟领导打交道，尤其跟政府机关领导打交道。”

于莺不愿提及“改革”，却不得不触碰，实际情况是，那些鼓励改革的文件遇到现实的政策，一下就显得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