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于我国法律目前对“工作时间”的界定相对模糊，在实际中产生了大量介于工作与休息状态之间的时间，比如早会晚会时间、培训时间、待命时间等。“同样是劳动者因加班问题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不同地方的判决差异会很大。”袁爱平委员说。

方燕代表则表示，劳动者往往疏于对加班记录、考勤记录等工作过程的证据搜集及留存，这也加大了维权难度。“要从源头出发，从顶层设计出发，用法律法规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方燕代表呼吁，“无论是何种工作形式，都应依法限制加班时间。”

谢文敏委员也强调，一旦加班标准确立，用人单位就应遵守与劳动者之间的约定；监管部门则要据此加强执法力度，及时约谈仍有超时加班现象的企业，并进行相应处罚。“在国外许多国家，员工超时加班，企业将面临巨额罚款。”

“用人单位应该认识到，以牺牲员工身体健康来换取短期效益是得不偿失的。”作为人力资源从业人员，黄美媚代表建议，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定期开展员工心理疏导和团队建设活动，同时也要在全社会营造健康工作的氛围，推动改变“畸形加班”现象。

（中工网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