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拿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两件事举例。90年代初期，在广州顺德，日后盛极一时的珠江电冰箱厂（就是后来号称北海尔，南容声的容声冰箱生产厂）想要扩厂，但是所在的容桂镇已经没有一块合适的地扩建厂房了。容桂镇的领导当时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炸掉了一座山包，生生开出一片地来给企业扩厂。

1992年1月底，正在广东等地视察的邓小平专程到珠江电冰箱厂视察，这家国内最大的电冰箱制造工厂装备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线。当时邓小平显得非常惊奇。他问：“这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随行人员回答“如果按行政级别算，只是个股级；如果按经济效益和规模算，恐怕也是个兵团级了。”邓小平参观厂区时感慨的连问了3次：“这是乡镇企业吗？”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那句日后闻名全国的邓氏格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印度则是另一翻情形，2004年韩国浦项钢铁公司开启了在印度奥里萨邦（Odisha）大型综合钢厂的建设计划。该项目曾是印度引以为自豪的最大海外投资项目，2005年浦项与奥里萨邦政府签订建厂谅解备忘录，拟投资120亿美元建年产能1200万吨综合钢厂，商定建设占地4,004英亩、年产12万吨的钢铁经济园区。12年之后，受阻于征地问题，项目建设依旧停滞。在当地民众抗议阻挠下，截止2016年，邦政府仅征得土地2,000英亩，其中移交浦项制铁548英亩。一个项目立项12年，印度政府都不能完成起码的土地征集。

印度的地方政客，由于选票的原因，不敢得罪地方地主豪强。所以工业用地征集一直是一个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莫迪上任后与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一度想改革土地征集法案，但是被印度各种地方势力阻挠，至今没有成功。

03,印度缺少秦始皇和毛泽东

正角评论：从这两件事的对比来看，印度和中国在行政方面差异巨大，郑老师能进一步详细阐述下这个差异，和行成这个差异的根本原因么？

郑永年：在印度，地方行政机构叫做地方自治政府（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Panchayati Raj scheme），其规划在邦级政府之下。根据官方的解释，由于中央政府以及邦级政府无法事无巨细的管理地方事务，所以组建了地方自治政府来进行对城市、镇级以及更小单位的管理。地方自治政府由当地人选举出政府首脑。

这并非是因为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无法事无巨细的管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管理，就是说，印度实际上仍然处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天高皇帝远”状态。这里的“皇帝”当然是指印度的联邦政府，就是说，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没有深入到印度的地方层面。我经常对印度朋友开玩笑说，中印国家形态的差别在于，中国有秦始皇和毛泽东，而印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