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良社会风气生成助长腐败的土壤，甚至形成恶性互动，这一点决策层看得清楚，许多对策性措施已经看出在此方面的用力。比如，一些新规直指同乡会、同学会这些习以为常的小圈子。对此，有人认为中央管得过宽，但弄清了问题的本质，便发现过去的许多腐败是因小圈子而来，因为这很容易异化为利益输送、利益共同体。盯着这些社会小圈子，就是斧底抽薪之举，是优化社会生态之举。

关于改善人文生态。以人文品质提升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为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至关重要和最为彻底。民族人文素质与民族精神境界关系密切，没有民族人文素质的改善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跃升，而我们倍受困扰的即在于此，因为很多人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真正清楚，甚至把当了大官，赚了大钱，有比别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正是人文品质的落后而致使一些人走上贪腐之路。

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和积淀了大量优秀文化基因，进一步发挥就会形成优良的人文品质，遗憾的是被一次次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切断，甚至摧毁，包括春秋的思想、汉代的开拓、唐代的包容，宋代的人文。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道理就在于此。固然，纠结于民族演进过程中的是是非非，没有意义，但从中我们反省当下人文品质建设却有意义。因为只有找出民族曾有过的优秀文化基因，同时充实新的元素，让这个文明变得更具时代性、世界性，直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世界引导能力，因此关系着民族能否崛起于世界。

强调这一点，也是因为中国人文生态或人文品质中有一个弊端，就是官本位扭曲了人才的发挥与创造。历来讲“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不是为了修养，不是为了创造文化，而是为了当官，因为当官才成为人上人，哪怕你富可敌国，看到县官也得下跪，所以，中国有士，但最终还是想当大夫。人们并不在意创造了什么样的科学文化成果，而在意是否当了官，当了大官。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当官？在于掌握权力后可以获得超额利益，并且这个利益还不仅仅是物质金钱，还有别人向自己下跪。利益驱动导致一个民族不再追求精神升华，而是愈来愈重视感官刺激。

日元中最大面额1万元正面印着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头像，他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思想观点：“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中国长期受此困扰，这一点早为国人外人所察知，1894年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天皇上奏稿《中国大势之倾向》，其中一些观点和分析发人深省。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反体制的力量。还说，中国士大夫，本为国家精英栋梁，口尊孔孟之学，却无非是做官之敲门砖而已。一旦得其位，却并不行其道，倡圣贤之言，行荀且之事。中国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之下之事，崇尚虚华，拜金风靡，国不似国，民不似民，国家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萎靡，不堪一击。

习近平引领中华民族强国梦，其主导的反腐倡廉必然要解决民族文化之顽疾，而出路自然在瓦解“官本位”的基础，也就是利益与文化影响。当权力拥有边界，运用权力者开始敬畏权力，人们逐渐对“当官”产生新的认识，新的价值观形成之日，就是人才分流之时，当适合从政者从政，有创造力的从事科学文化，善于创造财富者从商，社会的活力创造力产生出来，中华民族引领世界的能力也会逐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