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介绍，就收集品类而言，从结绳记事、说唱口传到碑铭、石刻；从贝叶经文、竹木简牍、丝帛素书到活页函本、线装典籍；从经、史、文、哲到天文、地理、医药；从契丹文、西夏文、察合台文到我国现行的各民族文字古籍，品种繁多，包罗万象，搜集到的少数民族古籍版本都极为珍贵。

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在抢救、挖掘少数民族古籍过程中，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组织有关部门和地方择优整理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古籍精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宝库，真实再现了中华各民族共建家园、手足相亲的发展历程。

“我们抢救性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就是当年请12位东巴花费20年时间整理出来的精品，如今这些人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但文字却留了下来，永世相传。”中国民族图书馆馆长吴贵飙说。

古籍保护还须完善“软硬件”

展览现场，非遗传承人和研究学者展示书写东巴文，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赏。利用暑期来北京游玩的12岁女孩郭慧敏被这种奇特的象形文字所吸引，足足看了半个多小时。“原来这就是东巴文，感觉很神秘，很有民族特色。”拿着研究学者张磊用东巴文书写的“学业进步”字画，小慧敏兴奋地对记者说。

然而，小慧敏不知道的是，她手里的这张东巴纸大有来头。据云南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德静介绍，这是用瑞香荛花的树皮手工制作的特殊纸张。这样的纸张，虽然稍显粗糙，但非常结实，耐磨耐汗，可用于长期保存。

“这种纸的制造技艺是由先辈流传下来的，现在还只能纯手工制作。虽然造价比较高，但对于传承东巴文化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在一些企业的资助下，每年会制作一批这样的纸张，给每一位东巴提供20～30张，请他们在这些纸上书写经文。这也是一种传承和保留古籍的方式。”李德静对记者说。

吴贵飙指出，经费和技术是古籍保护的两个重要“硬件”。比如古籍修复技术，目前已有十几家国家级的古籍专门修复机构，但多是对汉文古籍进行修复，亟待成立专门的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机构。

“由于古籍修复对技术要求很高，一个师傅必须有5到10年的手艺，我们才敢把一本珍贵的古籍交给他来修复。而与汉文古籍修复不同，少数民族古籍修复还需要同时有一位懂这个文种、有一定研究水平的专家指导修复，这样的话，修复起来就非常慢，一天也就能修复一两页。”吴贵飙说。

由此可见，对于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来说，人才至关重要。据了解，有关部门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古籍队伍新生力量，加强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民族院校设立少数民族古籍专业，举办各种培训；建立“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积极发展并完善分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储备机制，大力提高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整体水平。目前，全国已有少数民族古籍专兼职人才5000余人，形成了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

给小慧敏书写东巴文的张磊就是11年前从云南民族大学纳西语言文学与东巴文化本科班毕业的科班人才。“我是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当时只有9个人学这个专业。现在，这个专业每年招生30人左右。”张磊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保护特殊人才，李晓东建议，对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如纳西族的东巴、彝族的毕摩等，还有一些民间老艺人，落实相关政策，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全力支持他们开展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和传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