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实践中，逃费车一次闯卡行为涉及的逃费金额很难达到3000元到4000元的量刑起点，定罪概率不是很高。这就需要对其逃费行为进行累计，也就是建立逃费车辆“黑名单”。

另一方面，虽然各地已经将涉案金额不高的逃费行为纳入治安处罚范畴，按照诈骗行为处以行政处罚，但由于执行部门公安机关的执法力量不足等问题，难以形成高压打击态势。

对企业来说，通过司法途径打击逃费，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交通部公路局有关人士介绍，“经营企业会算这个账，如果金额不是过高，情节不是过于恶劣，一般不会走到起诉环节。”

这一说法也得到首发集团内部人士的验证，据其了解，目前该公司通过发律师函追索通行费的效果并不好，走到起诉环节的更是寥寥无几。“打官司成本太高了，时间上也拖不起。”

正在修订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或许会为遏制逃费带来一线曙光。征求意见稿第六十四条规定，逃费除补交外，还要加付3倍至5倍的应交票款，同时记入信用档案，1年内不再享受任何通行费减免政策。

张柱庭认为，这一规定会对逃费行为起到非常大的震慑作用。“现在抓一次补缴一次，一次费用也不会太多，违法成本太低，翻倍加收就不一样了。”

目前意见稿仍在广泛征求意见，据业内人士介绍，也有人认为处罚过于严苛，翻倍追缴的法律身份难以界定，“这算是罚款还是什么，确实需要厘清”。

薛森则希望条例尽快修订出台，尽量保留翻倍追缴的规定。在他看来，逃费行为是在极大利益驱使下才日益猖獗的，不从经济手段上给予处罚，无法根本扭转逃费猖獗的局面。

新京报首席记者 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