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在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外资政策将更加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增强对制造业外资的吸引力，建设统一的市场体系，并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简化对外资的审批监管制度，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具体而言，例如依照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原则，包括外资研发中心认定标准等系列政策细则都在拟定当中。

“中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和质量不断优化。非金融服务行业的FDI流入量持续增长，而制造业FDI进一步转向高端。FDI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 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世界投资报告》主编詹晓宁指出，中国吸收外资的政策环境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过渡期。一是从传统外资管理体制向新的基于负面清单的开放型外资管理体制的过渡；二是从以优惠政策为主向投资便利化为主的过渡。

詹晓宁预计，中国吸收外资仍会在高水平上稳步发展。一方面，全球对外投资整体增长幅度不会很大，投资保护主义依然存在，数字经济、技术进步等因素使得当地生产性服务业减少进而影响引资，以及周边国家吸收外资政策不断增加力度等外部环境挑战，使得中国引资难以过快增长；另一方面，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红利，以及产业升级、高端制造的红利，出口结构的升级转变，“一带一路”给外资带来的新机会等，也将成为吸收外资的红利，使得外资保持在高水平上。

继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之后，地方也掀起新一轮开放热潮。近期，包括浙江、湖北、江苏、福建等地也纷纷出台了地方版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新政，包括支持外资企业进入医疗养老等服务业、申请服务业发展基金，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PPP)等。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在既有国际市场空间越来越有限的背景下，地方也要结合自身优势和实际条件，主动布局，在开放中谋求内化式新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