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此种区分的理由则是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同时限制公募基金会的数量，防止募捐中出现不良竞争和不规范行为。

这种管理方式下，原有的公募基金会大多有官办背景，在人事管理、资源筹集、组织运作等方面带有很深的“行政化”烙印，公募权也随之染上垄断色彩。

根据《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据，这一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为817亿人元民币，60%被红十字会、慈善会、事业单位等有官方背景的机构获得。

慈善组织行政化运作的弊端逐渐显现。一些民政部门也希望优秀的非公募基金能转为公募性质。同时，有些企业瞄准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捐赠，承接政府的项目，基金会、政府、企业三者由此形成利益三角。

刚生效的慈善法不再区分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规定新成立的基金会应当在发起人、理事会成员等特定对象范围内开展定向募捐；成立满两年后可以依法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这意味着未来所有的慈善组织都有可能获得公开募捐资格。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之后，非公募基金会蓬勃生长，慈善法实施之后它们的处境则会变得难以预料。“未来非公募基金会是否会萎缩，还是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

转型？还是不转？

获得公募资格，对各个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将是一次不小的改变，不仅在于财产来源的转变，更在于内部治理结构需要调整。

今年3月，一名法律专家提醒安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翔，“像你们这样需要筹款的非公募基金会，或许转公募更合适。”

除了安利公司每年的捐赠，安利公益基金会筹款的大部分来自营销伙伴，同时还和公募基金会合作成立了多个专项基金，间接公募，相对于其他企业基金会更接近公众。

让彭翔犹豫的是，《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其中可能涉及基金会的理事会结构调整，转公募或需增加来自社会各界的理事，并超过三分之二，短期内让更多社会人士了解基金会、愿意承担理事责任恐有困难，当前也没有从企业基金会转为公募基金会的先例。

与之类似，在慈善法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在支出、信息披露等方面将受更严格的约束。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收入或前三年平均收入的70%，但过去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支出只需高于上年基金余额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