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不仅是银行的金融软件，一些第三方支付、理财机构的软件，也普遍要求开放地理位置、通讯录等权限，而对于收集这些信息干什么、如何保存，并没有给出专门的解释。

“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大规模应用信息技术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过度收集信息的现象，一旦保护措施不到位，就会造成信息泄露。”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战略室负责人杨驰表示，目前金融和支付机构发展互联网业务，普遍以客户拓展为业绩考核导向，多收集一份个人信息，意味着多一条拓展客户的渠道。

比如，收集了客户的地理位置信息，金融和支付机构就能够判断客户经常出现的地点，以此向客户精准推荐营业网点和合作商家；有了客户通讯录信息，金融软件就能像微信一样发展成社交网络，通过当前客户发展更多客户。

杨驰介绍，目前我国没有专门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金融机构到底可以收集哪些信息，监管部门也没有出台详细规定。而对于信息保管，各家金融机构水平差别很大，“大的金融机构内控相对好一些，会有专职部门负责这项工作，但一些小机构几乎没有专人负责。”

由于内控机制不完善，金融机构泄露个人信息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很多内部员工成为“内鬼”。2013年11月，某支付机构内部员工因多次批量出售用户信息被杭州警方逮捕，该员工利用工作便利，多次下载公司用户资料，内容超过20G，支付公司负责人表示：“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管理上出了一些问题。”今年5月，山东菏泽警方侦破一起定制型贩卖个人信息案，抓获嫌疑人29名，其中包括银行员工2人，交易个人信息共计200余万条。今年公安部部署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半年内就抓获犯罪嫌疑人3300余人，其中银行、电信等行业“内鬼”270余人，查获信息290余亿条。

刘俊海表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商业机构收集个人信息必须遵循明示、同意、必要、合法、保密等原则，金融和支付机构也不例外。很多机构在收集信息过程中，虽然也会征得消费者同意，但大多是走形式。更有甚者，消费者若不同意，就不能使用金融服务，消费者最终只能忍气吞声，做出无奈的选择。

“必须让金融机构明白，收集信息的行为本身意味着相应义务和责任的承担。只有如此，金融机构才会谨慎收集个人信息。”刘俊海说，基于信息泄露时消费者举证难、金融机构责任轻的实际状况，建议适当强化金融机构在个人信息保管方面的法律义务与责任。如果消费者能证明信息已提供给某机构，该机构就有义务证明自己尽到了合理谨慎的保管义务，否则，须赔偿消费者由于信息泄露而遭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