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冲组迁出之前，村主任刘祥就牵头成立了好红鑫养殖专业合作社，上冲18户搬迁户全部以原有承包地、复垦后的宅基地和5万元“特惠贷”入股种草养牛。“除了不定数额的经营分红，5万元股金每年可固定分得3000元红利，6亩地还有1500元的流转费，单这4500元就基本能对付一年的生活开销。”赵明刚说。

“三块地”的经营，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宅基地复垦。根据政策，贫困群众搬迁后旧房必须拆除复垦，而且有人均1.5万元的奖励。

“大部分搬迁群众对今后生活前景不自信，担心适应不了城镇生活失去退路。”花仁富说，有的群众宁愿不要这1.5万元的奖励也不愿拆除旧房，“还有更加实际的考虑，有的地区以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群众为主，他们居住的房屋大都是木质结构吊脚楼，造价较高。”

旧房拆除与否，再次上升到了“进与退”的博弈。

不过，虽然在“十三五”期间实施的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要求农户在搬迁之初就跟乡镇政府签订一份旧房拆除复垦协议，但贵州并没有硬推强拆，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正尝试给搬迁群众留出“过渡期”。“原则上拿了拆迁费就必须拆迁，具体是一年还是两年拆，要从实际出发。”陈敏尔说。

这种博弈不仅体现在旧房的拆除上，还体现在户籍的变更上。上百万移民搬迁与贵州城镇化进程紧密联结在了一起，但记者在贵州多地调研发现，基本还没有搬迁农户主动将户口迁往迁入地。

“为啥不愿把户口迁到社区来，办个事不怕麻烦？”记者问刘兴会。

“户口迁走了，集体还不把我家的承包地收回去啊。”刘兴会头摇得像拨浪鼓。直到看见了省政府的文件，知道原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有各项支农政策补贴不变，他吊着的心才落到肚里。

生 活

“洗脚上楼”，不只是看起来很美

“咋分给我一间坏锁的屋子？”

搬来第一天，上冲组唯一的葛姓人、55岁的葛正学就怒气冲冲拍了社区办公室的服务台。罗海丽过去一瞧，啼笑皆非，“这是防盗门锁，把钥匙插进去拧一圈就锁上了。”

无独有偶，从老家排调镇高峰村搬到丹寨县城东湖安置点的头半年，61岁的楼长岑如州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给负责联系安置点的干部吴玉飞打电话要求帮助疏通厕所。

“原来在老家的时候都是旱厕，下面挖个大坑上面搭几块木板就可以了，到这里变成了冲水的，剩饭剩菜、各种垃圾都往那个窟窿眼里塞，不堵才怪！”岑如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