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和”之美为美学原则的，所以“中和”美也是书法美学的理想境地。中国古典书论中论及的“中和”之美比比皆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励。”（唐·孙过庭）；“今于中和，斯为美善。”（明·项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等，要求情和理的有机结合，情感的抒发不超过理性的规范。它要求外在形态“势和体均”“平整安稳”，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相兼顾，从而达到和谐统一。它强调平和、含蓄、蕴藉而深邃的意境。在创作中，强调形与神、意与法、天资与功夫统一的艺术创作规律，要求情感、理智、想象、感知等诸多心理因素达到协调一致。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化思潮及审美理想的变异，致使书法创作和审美两方面的追求也不尽相同。但是，尽管时代风尚不一，书法艺术却始终没有脱离“和谐统一”的审美原则。通过人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探索和深化，使古代的书法艺术美学思想日益丰富，形成了一整套美学思想体系。

汉代是中国书法审美意识的独立时期。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实践，人们已自觉地从审美角度来看待书法。在这一时期强调书法状物的功能，要求书法飞动的点画、纵横的结构来表现出自然万物的气势、韵律、姿态，重视骨、力、势的作用。魏晋时期强调“中和”之美，要求具有刚柔相济、平和自然的特征，在骨、力、势的基础上，强调韵、味、趣，潇洒、平淡、娴雅之中不失雄强之气。唐代对传统的书法美学思想进行了总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强调“法”在书法美学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法”并不简单地指技法，而是体现了形式美的规律。法度是书法形式规律的手段，这是由于书法是以抽象化符号作为直接表现的手段所决定的。所以，“法”成为衡量艺术水平和审美价值的主要标准之一。但是“有法”又不能拘泥于“法”，即是法度的界限。“从规矩入”“从规矩出”，达到“无法之法”，这是古与今，共性与个性，客观与主观的高度结合。唐代书法除注重法度之外，还十分重视神韵和情趣。唐初书法承袭魏晋以来的“中和”美，要求刚柔相济，外表的阴柔和内在的刚劲。到了盛唐以后则偏重阳刚之美，追求锋健清劲，成为唐人的崇尚。宋人崇尚抒情写生，自得其乐，强调的不是法度。但是，宋代强调学识和人在神形关系中突出神韵的地位，追求“疏淡飘逸”“萧疏简远”的意境。故宋代是强调个性、意趣的自由抒发时期。元代虽然也追求“中和”美，但更推崇阴柔之美，崇尚“清气焉钟，冲和攸集”，寓清淡简远于书中。明代则一是以赵孟頫、董其昌为代表的清淡简远、萧散飘逸为时尚；二是在市民文化的影响下，冲破了“中和”美，“明代‘狂草’派正是以‘怪狂’为美，以‘俗’为美，这是市民文化精神的体现，它冲破了书法美学文化精神为中心的审美原则，走向了世俗”。清代则又强调起“中和”之美，对“狂狷”之美也有所借鉴，即以“中和”之美为主，虽“狂狷”但不违背“中和”之美的原则，主张“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颇”“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清·刘熙载）但是，一般来讲，重碑者偏阳刚之美，重帖者则偏重于阴柔之美。在形神关系上，主张神形兼备中，突出“神”在书法中的主要位置；在法、意的关系上，强调“意法结合”“意在法中”，并阐明意和法在各体中的体现程度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