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订原校之误，大概有四种。首先有可能是作者出错了，把史实搞错了，时间、地点、人物记错了。何德章做起了普及，“但这类错不会改，一般只是通过校勘记指出来。”再就是文本流传过程中的错误，出现了抄写的错误，这就需要通过不同版本的对读，以及文本、史实的分析，将问题提出来。第三类错误是刻写的人出错了，何德章时常发现一个现象，前几版刻得工整，过了几版，却错误迭出，“我就猜想，刻工前几天一定心情好，后来也许是和家人吵架了。”

第四类错误则是原点校本出错了，对此景蜀慧说：“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替老先生补阙。”多年来，《南齐书》修订组每周有一到两次集中讨论，时间从上午一直延续到午后。景蜀慧记得有一个中午，当讨论到卷三九《陆澄传》时，面对王仲荦先生在点校本中的一处改字：“且易道无体不可以一体求”，修订组陷入了长久的思考。此处底本作“且四道□□无体不可以一体求”，原点校本改“四道”为“易道”，又删去所阙的二字空白。但南监本以下版本，“四道”后底本所阙二字作“异传”，而据《易·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之文，“四道异传”词意完全可通。“我们对底本，有个明确原则，如果能读通，就不轻易改。”景蜀慧说。经反复讨论，此处对原点校本作了修改，依南监本、北监本、殿本、局本改作“且四道异传，无体不可以一体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底本的原样。

“细读点校本《南齐书》，从很多地方能感受到王仲荦先生的学术功力。”景蜀慧说。虽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点校中难免有所阙漏，但她依旧认为，王先生那代人是筚路蓝缕式的开拓者，他的考订完全是靠读书治学的硬功夫来的，“我们对老先生始终心怀敬意。”

历史研究要回到文本上来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齐书》修订组成员吴南泽从研一就进入修订组，《南齐书》共59卷，他承担了十多卷的修订。五年过去了，他沉浸在这个世界里，甚至忘掉了自己的新婚日子，想了半天才说是2014年。“我过去有时间概念，这些年没有了。”他透露说，修订稿是一批一批完成，一旦完成一批，中华书局就编辑一批。有一年已经临近腊月二十八了，只有他和导师景蜀慧在广州，年前一批稿子就要交。那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不吃不喝，师徒二人加班十几个小时，整理出近三十卷修订稿长编和校记，“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倒头就睡了。”

两部修订本倾注了几代学者的艰辛，也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获和深远的启示。“这些年播下了种子，将来种子会长成大树。”吴南泽说，尽管现在看到的成果是一部修订本《南齐书》，但凭借积累下的札记、笔记，可以慢慢扩充成很多篇论文和专著。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周文俊则透露，自2009年起参与《南齐书》修订后，在此过程中关于官品制度的讨论和深入思考，进一步拓宽成了他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