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良的师友也一定觉得，戴良是一个坚执、诚恳、敏锐的人。比如他的老师柳贯和同窗好友宋濂。

1333年，17岁的戴良遇到了63岁的柳贯，开始了他们的师生情。尽管两人有46岁的年龄间隔，却并没有产生代沟，而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股风带动另一股风，一个灵魂呼应另外一个灵魂。戴良对柳贯无比敬仰，告老还乡的柳贯看到后生如斯，内心也十分高兴。他让戴良住在自己家里，两人常常讨论到深夜，甚至谈论一些很私密的话题。戴良在《柳待制墓表碑阴记》里回忆了一件事情：“良犹记寒夕宿先生斋阁中，先生拥裘语良曰：‘余之交友满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黄公。我死必求表其墓。’”连死后谁给自己写墓志铭的话题都谈到了，可见两人关系亲如父子。柳贯去世后，戴良在柳家断断续续待了3年，训育柳家子孙，帮助柳贯的儿子柳卣处理家事。在柳贯众多学生里，只有戴良这样做。

戴良和宋濂是同窗。宋濂比戴良大七岁，两人有很深的友情，在一起做过几件比较大的事情。一是都拜柳贯为师，柳贯病故后一起编写了《柳待制文集》；二是共同拜访了当时金华官场和文场的“一把手”余阙。但此后两人的发展之路却有点微妙，宋濂逐步远离了余阙，戴良则对余阙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并以之为榜样；三是都受到了朱元璋的接待，并且都担任朱元璋治下宁越府的学官。但两年以后，这对好朋友走到了两个阵营里，一个继续为朱元璋效力，一个则弃明投元。虽然表面上从同门变为对手，但私下里两人的友谊依旧很好，还不时有书信联系、诗歌唱和。1366年春，戴良离开苏州北上时，不知为何忽然想到了宋濂。在《岁暮迟宋景濂》一诗里，戴良写道：“忽忽岁欲暮，骎骎春已迫。出门尚谁思，悲歌迟来客。客昔与我期，近在旦与夕。如何事多迕，月满且复魄。悲风一夜起，落叶满长陌。女萝虽有托，近亦辞松柏。万物会归尽，人岂无终极。而我与夫子，况皆年半百。前途讵难知，玄发早已白。若不数相过，蹉跎深足惜。”

我看到过一张戴良写的小楷，端正用力，字字精干。品读发黄纸页上的文字，仿佛看到在那些不眠之夜，戴良将所有心事倾注笔端，奋笔疾书的身影。朝代更迭的风云让戴良半生颠簸，虽然他没能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却用手中的笔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戴良今存诗作580多首，散文270多篇。历史上对戴良诗歌评价较多，《四库全书总目·九灵山房集提要》里是这样写的：“良诗风骨高秀，迥出一时，眷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弃官而走时，他自嘲“失脚双溪路，今经两度春。不堪飞雪夜，还作望乡人”。战乱频仍、人民流离，他喊出“兵戈绵岁月，骸骨缠草莽。魑魅在野号，蒿莱没衢长”。戴良的散文也颇为出色，在文论《求我斋文集序》里，戴良提出散文主张：大凡文章之作，首先必须出于“山川之所发”，即外物感触于心然后发而为文，方具有真情感；其次要“文献之所传”，也即自经史传记、诸子以及天文地理、历算兵刑、食货医卜、释老之书无不悉究，强调博采众长。戴良一方面继承元大家柳贯诸人的质直风格，一方面转益多师、融会贯通成就自家风格，为元明之际的散文发展提供了一个嬗变的契机。

戴良出生于诸暨市马剑镇九灵山下，自称“九灵山人”。无论是显贵还是落魄时，他都随身携带一张《九灵山房图》，随时向周围的朋友展示。这些朋友都是元末有影响力的文人雅士，当他们用文字描写记录这张著名的《九灵山房图》时，九灵山这座不知名的小山，就成了文气氤氲之地，甚至可以说，九灵山掀起了元末文坛一个小小的吟咏高峰。戴良写过《望九灵山》一诗：“九灵眇何许，连峰高不极。依稀接远雾，仿像起寒色。我家是山下，别来岁频易。屋庐闲鸟声，冢墓遗兽迹。可望不可至，空多故乡忆。”如果我们对戴良的生平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无论对故乡，还是对人生，戴良都是“可望不可至”，在他身后，留下了令人难忘而惆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