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1930年代。 钱端升此时回国已四五年，年岁渐长，笔锋亦愈发成熟，而随着中国社会进化的节拍，既关注中国抗日的微观问题，也关注政制建构的宏观话题，同时亦关注以裁军、备战为核心的世界局势。这一时间段，钱端升除参与《独立评论》《现代评论》的编辑并撰写了一系列颇有学术含量的时评外，还于1934年初担任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八个多月写就180多篇社论，最后因笔锋过于犀利，触怒当道，被迫去职。这是他在言论领域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外，钱端升1934年于《东方杂志》发表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加入民国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大讨论，成为这次讨论中颇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
第三阶段：1940年代。 抗战期间，钱端升在西南联大约集同道，创办了《今日评论》杂志，绵延出版数年，先后出版五卷若干期。借助《今日评论》及其他平台，钱端升继续秉持其关心国家前途的初心，纵论抗战的前途、宪政与法治、战后建国以及战后世界的改造等诸多问题。抗战胜利后，钱端升参与了《新路》杂志的创办，呼吁国民党结束独裁，还权于民，推动政改，对时局的走向大声呐喊，半个世纪时移世易，但嘶哑的呐喊声却犹在耳边。
对于钱端升的这些文字，他在晚年编订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曾经编选过几篇。而后来孙宏云教授在编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时，又发掘编选了数十篇。在这些基础上，我又从多年来辗转全国各地搜集的钱端升文献中拣选出数百篇，共同编辑为《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卷。《文选》卷收录了上述三阶段绝大部分的作品。由于时间所限，部分新近发现的文章、钱端升的书评等数十篇，未能来得及录入、校订并编入，留下些许遗憾，留待《钱端升全集》第二辑编入。
第四阶段：1950年代以后。 进入新时代之后，钱端升还留下了不少文字，我们择其要目编入《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名以“补遗”，权且立此存照，也为读者认识钱端升提供了更完整的信息和素材。
2015年七八月间，我和刘海光共同商讨向国家出版基金申请《钱端升全集》出版资助事宜时，考虑到《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相关性以及其自身的价值，遂决定将之与《钱端升全集》共同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当时《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已有六十多万字的底稿。
但我也深知，《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毕竟不是钱端升本人的作品，贸然收入《钱端升全集》总容易让读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几经考虑，我们决定还是将《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与《钱端升全集》同步出版，用近似的装帧风格，表达这两大类作品的“同甘共苦”之意。这样，对于真正对钱端升的学问与人生感兴趣的读者，自可各取所需，洞察钱端升的学术世界，纵览钱端升的风云人生，不亦乐乎？！
陈夏红，法学博士，《钱端升全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