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当年中国至少有二十万“慰安妇”，有些不堪屈辱自杀，有些幸存，也有人走向了抗战的洪流，比如林爱兰老人，1939年加入琼崖纵队，是“红色娘子军”一员。你是否考虑过以她们为原型拍电影？

郭柯：我一般叫她爱兰或爱兰女士。她14岁加入红色娘子军，17岁被俘成为“慰安妇”，在慰安所里失去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断了。但她性格刚强，眼神至今很锐利。她的房间里，放得最多的是刀，有菜刀、水果刀、镰刀一共9把刀。一些喜欢想象的人把这些刀和她对日军的仇恨进行附会，但熟悉了之后，爱兰告诉我们她是用来防贼的，她担心小偷偷走她代表过去功勋和荣誉的纪念章，她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至于你说的拍电影，我没有兴趣，也驾驭不了。我喜欢在平静的表面下，挖掘内在的力量。对特别商业的东西驾驭不了，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清楚地记得林爱兰是2015年12月23日去世的，2016年元旦我去看望她时，发现坟前只有一抔黄土。原来，按当地的习俗，林爱兰只有一个养女，直系亲属中没有男性，不能立碑，我找到当地相关部门，几个月后，这碑立起来了，上面写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之墓”，这是我能为爱兰做的。

温柔地对待她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读+：影片借“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的后悔说出了她们的困境，“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真实地面对这些老人的困苦，你会不会有些愤怒？

郭柯：其实我想象力不是特别丰富，看到老人现在的模样，偶尔会试图想象她们年轻时候的模样。但是看到老人就够了，她在你面前，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笑容，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你拍。老人能在90岁的时候，这样生活，就像我们的剪辑指导廖庆松（代表作《悲情城市》《刺客聂隐娘》）所说，真的不用千言万语，你就是看着她，就有故事了，并且超越影像本身。

至于愤怒，缘于你怎么看这种事情。愤怒有用吗？我能做的，是温柔地看待这个老人，多陪伴多倾听。她们活到八九十岁，不可能每天生活在痛苦里，真实的生活就是这么平静。愤怒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们离开世界之前，为什么不能温柔地对待她们呢？

读+：拍完片子后，你每年都会回到老人的居住地去看望她们，除了将票房收益捐出来，有没有想过趁热打铁，发起成立韩国“分享之家”那样的机构，为“慰安妇”群体提供帮助？

郭柯：那不是我所擅长的。我没有想通过这个片子去改变什么，而是用感情去记录她们。能推动我去做的事情，是出于感情。我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你不能说你拍了一个片子，就能为“慰安妇”群体做些什么。

读+:每场观众见面会，你都迫切地想和观众分享和老人相处的点滴，为什么？

郭柯：有这样的机会，当然希望把和老人相处的点滴分享给大家，把一些拍摄背后的故事，如老人为我们炸馒头片、送栀子花的故事告诉观众，哇，老人原来这么可爱。再回想一下纪录片，想想她们说的话，对老人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我只是希望观众思考一下，以前所理解的这个受害群体饱含屈辱和血泪，并非全貌，请温柔地看待她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右为导演郭柯

把她当成自己的奶奶，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记者周满珍

昏暗的小屋里，陈金玉老人坐在自己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