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作者认识到在治理国家中，民众是不可缺少的，如失去民众，就丧失了治国的根本。《吕氏春秋》云：“宗庙之本在于民”。历史证明，君主只有“忧民之利，除民之害”，才能统一天下。《吕氏春秋》中关于重民的思想，是吸取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这就是对于民众仁爱的人，做事就会很顺利，无所而不往。

保民、惠民思想

先秦时期，与重民思想紧密联系的是保民、惠民思想。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重民思想是其实施政策性工具的指导，是对被治理者——民众的定位；而保民、惠民思想是实施政策性工具的依据，是治理者对待被治理者的政策。

周公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保民”，如他反复强调的“用保乂民”“用康保民”“应保殷民”“惟民其康乂”，以及“裕民”“民宁”等，总之，通过保民使民众安宁、富裕。

周公保民的具体政策思路是“明德慎罚”，这一政策思路的落脚点是关心民众之疾苦。周公提出：“恫瘝乃身，敬哉。”意为要把民众的苦痛看作自己的苦痛一样，加以重视。周公强调治国要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这就是要知道耕作的艰辛，关心人民的疾苦，特别是对孤寡老人，应另加照顾。

先秦时期，从总的情况来看，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着地广人稀的情况，因此，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各国重视采取惠民政策，以安定本国民众，不使他们迁徙到国外；甚而竞相招徕他国之民来本国从事生产。《商君书·徕民》载：战国秦昭王时期，秦国地多人少，田宅有余；三晋地少人多，田宅缺乏。但是，三晋之民即使是想得到田宅也不愿到秦国来，这是因为秦国太苦。所以，有大臣向秦昭王建议对外来之民实行“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等优惠政策，以招引三晋之民。秦国如能用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耕，用原来的秦民对外作战，那就能获得“富强两成之效”。

为了治理好国家，《吕氏春秋》作者也提出君主要有爱民之心，实行德政。这种爱民、利民、行仁义德政的实质，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应该有一个限度，如超过了这个限度，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其结果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正如《吕氏春秋》所说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

在治理国家中，刑罚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使用刑罚时，必须注入仁义，必须依托于爱民利民之心，刑罚才能顺利地得到实施。在使用刑罚时注入仁义，其目的在于引导人民向善。在使用刑罚注入仁义时，必须公平无私，才能达到引导人民向善的目的。如果单方面地使用刑罚，往往会适得其反。

管仲认为，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在于顺应于民心；政令之所以会废弛而不起作用，则是由于违背了民心。只有能使人民佚愉欢乐的人，人民才会宁愿为他忧患劳苦；只有能使人民富裕尊贵的人，人民才会宁愿为他安于贫穷卑贱；只有能使人民安全稳定的人，人民才会不惜为他危殆倾坠；只有能使人民有条件养育儿女后嗣的人，人民才会不惜为他而灭绝后嗣。统治者对待人民，只有先给予，然后方能求取，能够给予也就能求取。统治者必须懂得这个道理。

（摘自《学习时报》2017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