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论到当时的书价：“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

这样一来，书价对于购书者的压力就越来越大。胡适作为知名教授，一逢过年过节，也不免在日记里哭穷：“这两天共还书店债乙百贰十元（原文提到‘镜古四十，文奎四十，带经二十，松筠二十’，由此可见，乙百贰十元即一百二十元，下同——编者注），现在只欠乙百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了乙百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 （1921年6月9日胡适日记）

“今天是旧端午节，放假一天。连日书店讨债的人很多。学校四个半月不得钱了，节前本说有两个月钱可发，昨日下午，蔡先生与周子廙都还说有一个月钱。今天竟分文无着。我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发完了。”（1922年5月31日胡适日记）

在平时，到书肆买书，不必马上给钱固然是不错的风气，但到收账时可就不是那么“风雅”了，据刘半农家人回忆，刘家一到过节，全家都不敢出门，因为门洞里挤满了来要账的书贩。

据鲁迅每年所记日记后的书账，他在北京十多年，用于购书的费用将近四千元，跟他购买、修整八道湾的房价差不多。朱自清为了买一本14元的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当掉了结婚时候用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近代思想家吴虞家人来信，反复强调“在京可少买书”，理由是“恐马路不成运回时费力至巨”，但是真实原因是，在这封信中家人提到家中“余钱不过二十余元，如有钱，希从速寄数十元回家。”周作人称自己买书“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买，十元以上便是贵，十五元以上则是很贵了”，文史学家刘大杰在《春波楼随笔》中称生平有五恨，其一便是“古书价昂”。

难怪清代诗人潘际云的绝句《厂桥》，在提及琉璃厂书肆时最常被引用：“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 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