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成文则做起了包租公。做“棒棒”久了，他在常年等活的地方混了个脸熟，也得到了很多人的信任。老主顾对他十分信任，一些人换新房子后，就把原来的旧房子低价租给宋成文管理，而他又转手租给其他人，赚差价。

“巅峰时期，我手里有30多套房子，每个月能净收2万多元租金。”宋成文称，观音桥有套18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时别人交给他的时候，约定每个月1600元，他一次性付了5年的租金。他说，“前几年，租出去的价格是3800元每月，合同到期后，我准备再涨个几百元。”

现在，宋成文手里还有近20套房，每月能有1.5万元左右的房租收入，他自己也在重庆主城买了两套房，融入了城市。 “现在回农村时间待长了还有点不习惯。”宋成文说。

“棒棒军”会不会消失？

烈日当空，60多岁的“老棒棒”罗国军和其他几个“棒棒”一起坐在大渡口区法院旁的树荫下闲聊等活。“我们这一辈的‘棒棒’都老了，很多人年轻时靠‘挑扁担’把儿女拉扯大后，又开始回去带孙子了，也有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只得继续当‘棒棒’。”罗国军说，他当“棒棒”已经30多年了，现在唯一的儿子在银行上班，收入虽说还过得去，但他又刚买了房和车，每个月收入只够还贷款，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他瞒着儿子又当起了“棒棒”。

说话期间，罗国军不时把揣在裤兜里的零钱掏出来又揣回去，时至下午6点，往来的行人开始增多，可罗国军口中念着，“今天生活费还是挣到了，回家买菜做饭了。”说完他便站起身来，将平放在地上的竹棒扛在肩上与众人招呼了一声后，便弓着背离开了。

鼎盛时期，40万“棒棒军”中，既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有经验丰富的老年人，但如今，城市里偶然能见到的“棒棒”，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63岁的“棒棒”刘明财说，如今做“棒棒”已经挣不着钱了，今年干完他就回万州老家养老带孙子。“以前一起出来拿扁担的好多人都回老家养老去了，卖了一辈子力，也该歇一歇了。”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再被叫成‘棒棒’了，是‘搬运师傅’。”在朝天门做批发生意的王女士说，“传统的‘棒棒’已经很少了，他们更多是用拖车等工具，等在仓库、商场等地方，货车一来，知道要下货了，就围上来。”

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的秦洁曾研究重庆“棒棒军”多年，在她看来，目前重庆“棒棒军”处于消失的过程。“只有离开的，很少人新加入，”秦洁说，“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去工厂打工，或者去当保安。”

不过，在宋成文等多位“老棒棒”看来，虽然从业者越来越少，但重庆还是需要“棒棒”的。 “这里地形就是爬坡上坎，很多地方车子到不了，肯定还需要‘棒棒’肩挑背扛。” 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也表示，现在是“棒棒”市场的萎缩期，但“棒棒军”不会消失，这些“搬运师傅”，其工作环境和生存状况，依然需要社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