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件临作可以获取的启示是，在入帖和出帖环节上，不必太刻意。很多书家在临摹时刻意讲求实临或意临，入帖或出帖，反而造成心理压力过大。写字和睡觉是一样的道理，愈想睡着愈是睡不着。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典故，曾经有一个小孩问于右任睡觉时胡子是放在被子里还是被子外，结果浑身不自在，难以入眠。进入睡眠状态，在里在外，浑然不知。李可染所说的“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强调的是一种“入”和“出”的决心，绝不能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书写具有不确定性，环境、心态、纸墨等可变性极大，再者，一件作品只有写完了才知道好坏，有的甚至当时觉得好，过了几天又不满意，或者相反，当时扔进了废纸篓，几天后捡起来却很满意。所以，临摹的“入”和“出”，都应该在“不知不觉”中来完成。按照现实状态来进行临摹，临完之后再看效果。多临、多思、多对比，有渐悟，也可能是顿悟，决不能量化和模式化。

回到李叔同本身来讲，一生都在积累，到了临终，出现了稍纵即逝的情感契机，用心抓住之后，留下了绝笔之作。这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从纯粹的书法角度而言，作品不在多而在精，哪怕只有像这样的一件经典，便已足够。但是没有前期积累，就不会有最后的涅槃。所以说，书家一生都处在修炼的过程中，时刻为经典的出现做准备。这件临作，在李叔同一生中，也许只是一次非常偶然的尝试。然而，见证了一个很简单却很难做到的道理：书法不单单是技艺、技术，而是一种修为，一种虔诚，写的是气质，是整个的人生积淀。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中年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近代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亦称《三段碑》，刻立于三国吴天玺元年（276）七月。此碑刻立缘由，历来众说纷纭，各家多以《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所载诸符瑞为依据，但传内所述却与碑文所记不符。不过，吴末帝孙皓荒淫无道，贪横暴虐，而又极端迷信，在位十六年，竟因符瑞而八次改元。所以，《天发神谶碑》因“天降符瑞”而刻立，用来“褒赞灵德，以答休祥”，这一点当无疑义。关于该碑书者，碑文衔名处恰好残缺，文献又无记载，故说法不一，或说是皇象，或指为苏建，但均属推测之辞，并无确凿证据。至于该碑体制，因原石曾被人凿改谋作他用，故亦不可详考。碑石数经迁徙，清嘉庆年间毁于江宁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