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形成了科学的罪名体系，并配置了轻重适度的法定刑。“97 刑法”特别强调体系结构的完备、罪刑关系设置的合理，从而为准确定罪量刑提供了“尺度”。在经济犯罪、妨害社会秩序罪方面，不仅罪名设置多，而且对构成要件要素的描述也尽可能详尽、清晰；立法上注重尽量通过对客观行为的描述来限定主观要素，为司法实务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对严重犯罪中影响法定刑升格的客观因素进行了细化。如此一来，立法极为明确，能够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满足法治的基本要求。

最后，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在“97刑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对于死刑适用条件，“97刑法”将原“罪大恶极”的规定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由此从较为偏向司法人员主观判断的立场转向更为客观的对罪行严重程度的判断，使得死刑适用的标准更易于把握。近年来判处死刑案件的大幅度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立法的完善。此外，在“97刑法”中，挂有死刑的罪名大幅度削减，尤其是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和其他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减少了很多，从而实现了立法上限制和减少死刑的目标。

刑法典的完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进一步充实“97刑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自1997年以来，为满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现实需要，随着立法认识的逐步深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一个单行刑法和九个刑法修正案，刑法立法活动较为活跃。这些修正案的核心任务是增设新罪，主要是增设了针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犯罪，以及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和涉及民生的犯罪等；从立法技术上，改变了以往大量以实害犯、结果犯为参照系的做法，增加了大量危险犯的规定，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更为积极有效。可以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单行刑法和修正案，是“97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97刑法”实施以来，已经成为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性工具，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积极的干预和管控。20年来，通过司法机关准确适用刑法，我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得到维护，政权得到巩固；重大暴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及恐怖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尤其是致人死伤的暴力犯罪呈逐年下降趋势；经济犯罪特别是破坏金融秩序的走私、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以及传销、洗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都及时得到惩处，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刑法这一“最后手段”的保障下正在逐步形成；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破坏环境资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民生犯罪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20年来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97刑法”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积极回应司法实践需求、切实可行的统一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