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惠昌：我从音乐学院毕业，第一个合作是在广播民乐团。在那个阶段，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过很多录音，我在北京的一场音乐会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录制的。在北京时，和广播民乐团这样的一流乐团合作，我也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彭修文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广播民乐团作为国家级团体，八年合作之间，我能看到国家给它的文化发展重任。那时，文化部说，全中国优秀的音乐专业毕业生，不受编制影响，让他们先挑，这就是国家级乐团的优厚条件。

1987年时，我第一次和香港中乐团合作。那时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回去以后，我在中央民族乐团给全体团员做过一次讲话，说不要以为我们叫中央民族乐团，就一定是一流的、一级的。我这次去香港中乐团，看到他们的合奏水准非常高，他们演奏作品的表达、领会、国际性，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国家级乐团要更努力，才能名能符实。

在我和香港中乐团合作之前，彭修文先生在1985年和香港中乐团合作过一次，来过香港，回去后做了一次学术讲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介绍说香港超市里一瓶矿泉水，放在架子下面的和放在上面有冷气地方的，是两个不同的价钱，这反映了人力的价值。他又谈到香港中乐团的乐季制度，那时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过，他的改编作品《图画展览会》在广播民乐团排了一个月，没演过，只在一段段地出唱片；而香港中乐团排了一个星期就演出了。

那个年代，内地乐团有着深厚的传统和自己的经典曲目，有足够的时间去磨一首、一台作品，然后在中国多少个省市不断演出，三年五年都不变，把普通作品经典化，还有根植在民族音乐中、最深厚的文化本源。但在交响化、国际化方面，香港中乐团走在我们所有乐团前面。我们应该敞开胸怀，向香港中乐团取得好的经验，让内地中乐团成长得更快。

后来，我去了新加坡，我发现很多中国最传统东西，在这里有保留。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而新加坡没有经历过。虽然新加坡当时意识形态上反共，但民间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在意。在它的四大种族里面，华人特别注重保持传统。

那时候，李光耀提倡“学华文效益高”。我在新加坡看到他们的社区学校华人乐团发展得很好。我在新加坡工作三年，期间我担任很多华乐比赛的评判，他们都做得非常好。几个学校会联合起来，将内地很棒的民族乐团的音乐家请来，当他们的联合导师，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的学校华乐团的水准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