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回归二十年来，中乐是否在香港民间有了更大的发展？市民对于中乐的接受程度是否更为提高？

阎惠昌：在港英时代，文化管理上基本是按照艺术家对艺术的理想去实现，政府的干涉介入程度不是很大。香港虽然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但传统文化生命力很强。我们看见社会上，粤剧在香港那么受欢迎，而且他们不是靠政府提供资金的，完全是根据市场运行，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民间社团里面，传统艺术也尽量保证了它自娱自乐的社会功能，红白喜寿事都能看见传统音乐的形式和社会功能，这在香港社会普遍存在。

然而香港又是很自由的地方。西方文化主导的同时，特别在政府1977年将中乐团专业化之后，邀请了很多专业作曲家为乐团进行创作和改编，很自然地取得了中西文化的交汇。在此过程中，社会上一直对中国传统乐器、即吹拉弹打四种乐器结合在一起的音乐形式是有疑问的，因为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的，西方管乐团也没有这种音乐形式的基因，它是在于将南北两个地方民间音乐基础的重新组合。如果研究古代宫廷文化，就会发现周秦汉唐一路走来，宫廷音乐都是用庞大的、组合的宫廷乐团。但在民间却同时有非常小的民间音乐，比如南方以丝竹为主，如弹弦；北方以敲击、吹奏乐为主，因为北方人豪迈，也喜欢在室外举行仪式，民间音乐就很豪迈，编制很宏大，乐器很大声。为了让音乐表现形式、表现幅度更大，前辈音乐家就把南北两边特有的音乐形式进行组合，借鉴了西方管弦乐团的组合经验，让我们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在原来民间基础上，短时间内很快成长。

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很多学者对这种形式提出质问，比如指它不是原汁原味、不是纯粹的中国音乐、不中不西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社会有很多学者质疑这是把中国音乐西化的结果，讨论了很久。1997年时我来香港之后，约了很多香港的乐评家展开探讨。我针对他们提出的“原汁原味”问题进行了商榷。例如，他们提出民族管弦乐听不到江南丝竹的味道、听不到广东音乐的原汁原味。我就提出，江南丝竹本来是在茶馆饮茶时演奏的，它的八大名曲可以不断地重复，它的功能原来根本不在音乐厅。但当它脱离了茶馆，脱离了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听音乐的人，在这样环境之下它仍是原汁原味吗？他们也承认那就不是了。因为音乐原来的社会功能改变了，从茶馆到了音乐厅，因此要再提追求原汁原味，那本来就是个假设的问题。

到了今天，西方音乐厅的文化大幅度地被我们东方、亚洲国家所接受，因此很多民间音乐在进入音乐厅时候，原本的社会功能质变了。所以在音乐厅里谈传统、谈东西方，看法就要客观，考虑到进了音乐厅之后传统元素的比例还有多少？比例越多就越接近我们传统；越少则原创性、改变性、现代性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