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曾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结束后，刘冰以与甘肃省委书记平级的身份出任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张克非说，刘冰在兰大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请“文革”时受到打击迫害的教授重新出山，让学校迅速回到正轨。张克非还记得，刘冰到兰大后，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带人来学校参加大扫除。这种学校与地方的亲密关系，对于今天的兰大来说，已经难以复制。

张克非说，无论是人才队伍、学术传统还是校风，江隆基都为兰大奠定了成为一所名校的基础。“文革”结束后，兰大新上任的校长刘冰，令江隆基时代打下的底子得以发挥出能量，使兰大在当时一跃成为国内高校中的佼佼者，1980年代也成为学校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2017年，在《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中国版中，兰大高居第10名，这似乎表明兰大的名校实力不减当年，很多兰大校友也都欣喜不已。但兰大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张浩力冷静地指出，“自然指数”仅统计化学、物理、数学等少数几个学科，这正好都是兰大的优势学科，而且它的计算方式也对兰大有利。

实际上，兰大重视发高影响因子的SCI论文，是有传统可循的。南京大学是公认的国内最早用SCI作为职称评定标准的高校，其实兰大也在几乎同一时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在1980年代后期，还没有“SCI”这个叫法，而是俗称“国际3300种杂志”。张浩力记得，在他读书时，学校就开始强调，研究生毕业、教授晋升，都要在“3300”上发表论文才行。

对此，薛德胜回忆说，当时出身化学系的校长胡之德与出身物理系的科研处处长李发伸（后来接替胡担任校长）深感兰大在基础研究上仍有一定优势，同时注意到国际学界的主流做法是发表论文，因此决定将此作为提升学校科研实力与声望的突破口。

直到薛德胜博士毕业的1995年，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即今科技部）的官方媒体《科技日报》于7月18日发文报道了“兰大现象”。文章称，在地域偏远、信息不灵、国家财政收入和师资力量投入比东部发达地区同类高校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条件下，兰大的教学、科研却长期名列前茅，发表的基础研究论文连续两年位居全国高校第3名，在全国50多个国家级理科基础科学研究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兰大占了4个，在全国也排第3名。

同年11月，美国《科学》杂志评选出了中国最好的13所大学，兰大排名第6。然而，实际上这已是兰大鼎盛时期的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