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减免公司税和大兴基建等短期刺激经济措施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在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能源市场出现大的调整，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寻找“替罪羊”以转嫁风险和压力的意识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仍可能重新变得严峻起来。

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风险有足够准备和及时处置。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分三步走：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很大。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总之，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相互协调与妥协超越贸易的单一层面反映综合特征，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可被视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中美双方需要牢牢把握稍纵即逝的合作机会

特朗普的对华外交表现出明显的跨议题利益置换思维，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3月下旬在陪同蒂勒森国务卿访华前夕公开也表示，美方寻求“结果驱动型的对华关系”。所谓“结果驱动”，就是处理对华关系很实际，要看双方处理每一件事的结果和效果决定下步怎么走，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如此一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中美面前：如果两国元首会晤开辟的合作机遇抓不住，机遇会不会立即转化为挑战，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较量，导致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全面失控？对于这一点，足够的忧患意识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