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陈伯宇向当地政府预支了部分生活费，一共2万元。陈伯宇的老伴朱青春回忆，当时整个工程队都在硬撑，“我当时给他们（工程队）做饭嘛，然后没钱买菜了，就回去摘自家菜园的菜，拿鸡蛋。大家都等着那水电站再开工，就这么等，我们垫上了所有的积蓄。”

当时陈伯宇手里有政府的工程合同，有工程款明细单，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先垫垫，帮政府渡过难关”。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政府说先做再给钱，那自然是相信政府。”陈伯宇并没有想到，这笔钱却拖垮了他的后半辈子。

一群人的讨债

“领导换了，管事的都调走了。”陈伯宇意识到要把讨债提到明面上来说是在1990年以后。“换了新的领导，去了没好脸色，也不清楚之前的情况，总说现在没有，以后再说。”陈伯宇没有办法，每次只好回来，但是当时跟他一起干活的人越来越“呆不住”了。

“每天工钱三块五，1988年，已经算高了，那时候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二三十块钱，大冬天去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陈伯宇的同乡、现在是双峰县杏子铺镇万年村村主任的刘国富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跟着陈伯宇干工程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小年轻，当兵刚回来，“陈伯宇是我老乡，他工程队也做得大，我就去了。但我没想到，跟着他做了大半年，工钱却欠了我近千元。”

刘国富承认自己也去陈伯宇家讨过债，“现在不在乎，那个年代，太在乎了，那是好大一笔钱。”

工钱始终给不出，陈伯宇的工友们逐渐对他丧失了信任和耐心。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政府没给陈伯宇钱，还是陈伯宇昧了大家的血汗钱。陈伯宇能拿得出的，只有当时的工程款结算单，而这张“政府欠条”根本无法说服讨债的人。

“政府一共欠我十二万多，因为工程是垫资，我欠别人材料钱，也欠工友们的工钱。我没有那么多积蓄，可有那么多人来找我讨债，咋办呢？我只能借高利贷。”陈伯宇说，从1992年到2000年，他每天都在拆东墙补西墙，过年不敢回家，家里每年新收的谷子都会被上门的债主拿走。当年的“陈百万”变成了如今的“陈低保”，连过年杀头猪，债主们都会“你一块我一块”地分。甚至，小儿媳妇刘金莲在镇上开的服装店，也有人二话不说就拿走衣服，“最后只好关门，全家人都不敢呆在双峰，出去打工避难，你在本地做生意，永远不得安宁。”

小儿媳刘金莲说，“当时和丈夫谈恋爱的时候，别人说他（陈伯宇）家条件那么好，你嫁过去只有享福，结果却是能过一个安稳日子都是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