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陈伯宇向当地政府预支了部分生活费,一共2万元。陈伯宇的老伴朱青春回忆,当时整个工程队都在硬撑,“我当时给他们(工程队)做饭嘛,然后没钱买菜了,就回去摘自家菜园的菜,拿鸡蛋。大家都等着那水电站再开工,就这么等,我们垫上了所有的积蓄。”
当时陈伯宇手里有政府的工程合同,有工程款明细单,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先垫垫,帮政府渡过难关”。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政府说先做再给钱,那自然是相信政府。”陈伯宇并没有想到,这笔钱却拖垮了他的后半辈子。
一群人的讨债
“领导换了,管事的都调走了。”陈伯宇意识到要把讨债提到明面上来说是在1990年以后。“换了新的领导,去了没好脸色,也不清楚之前的情况,总说现在没有,以后再说。”陈伯宇没有办法,每次只好回来,但是当时跟他一起干活的人越来越“呆不住”了。
“每天工钱三块五,1988年,已经算高了,那时候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二三十块钱,大冬天去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陈伯宇的同乡、现在是双峰县杏子铺镇万年村村主任的刘国富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跟着陈伯宇干工程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小年轻,当兵刚回来,“陈伯宇是我老乡,他工程队也做得大,我就去了。但我没想到,跟着他做了大半年,工钱却欠了我近千元。”
刘国富承认自己也去陈伯宇家讨过债,“现在不在乎,那个年代,太在乎了,那是好大一笔钱。”
工钱始终给不出,陈伯宇的工友们逐渐对他丧失了信任和耐心。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政府没给陈伯宇钱,还是陈伯宇昧了大家的血汗钱。陈伯宇能拿得出的,只有当时的工程款结算单,而这张“政府欠条”根本无法说服讨债的人。
“政府一共欠我十二万多,因为工程是垫资,我欠别人材料钱,也欠工友们的工钱。我没有那么多积蓄,可有那么多人来找我讨债,咋办呢?我只能借高利贷。”陈伯宇说,从1992年到2000年,他每天都在拆东墙补西墙,过年不敢回家,家里每年新收的谷子都会被上门的债主拿走。当年的“陈百万”变成了如今的“陈低保”,连过年杀头猪,债主们都会“你一块我一块”地分。甚至,小儿媳妇刘金莲在镇上开的服装店,也有人二话不说就拿走衣服,“最后只好关门,全家人都不敢呆在双峰,出去打工避难,你在本地做生意,永远不得安宁。”
小儿媳刘金莲说,“当时和丈夫谈恋爱的时候,别人说他(陈伯宇)家条件那么好,你嫁过去只有享福,结果却是能过一个安稳日子都是奢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