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中，2015年起诉教育部后，秋白曾受到来自中山大学的压力。一是频繁地找她谈话，希望她停止现在的行为。二是辅导员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性取向告诉了她的父母。

如今校方已很少主动联系秋白。“学校似乎觉得我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强大。”秋白笑着说。她说对校方并没有害怕或者憎恨，相反，她可以理解校方的处境，“他们毕竟承担了一些行政压力。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和他们直接好好沟通”。

父母对秋白的态度仍时好时坏，他们逐渐认同修改教材是件可以争取的事情，但仍不太接受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

“如果你是异性恋，做这件事完全没有问题。”虽然已从认为“同性恋是病”慢慢转变到可以理解女儿，但秋白的父母还是怕“亲戚朋友觉得女儿是妖怪”，希望她可以尽量不要露脸。

曾联系教材编者，有人友善有人粗暴强硬

在秋白为性少数团体权益奔走呐喊的这一年多里，她看到了高校内关于同性恋权益“还有需要完善之处”。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时间和精力有限，需要去选择坚持。我只选择一项，如果这一项能够做到真正的成功，能够真的做出改变的话，那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秋白说，“教材已经够我忙了。我觉得围绕教材能够做的事情有很多，我想把教材的问题搞透。”

她回想起大一刚入校时，因为不敢和老师同学说她怀疑自己是同性恋，她拼命去学校找一些书籍来自我解惑，当时在她眼中，教材是最权威和专业的，又对大学生来说是最基本和便捷的，但她发现，部分教材关于同性恋的表述存在问题，与中华精神科学会2001年发布的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认定“同性恋是一种性倾向而不属于病态”的说法不一致，美国精神病学会与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在1986年和1990年将同性恋从心理疾病中剔除，视其为一种性取向。

如今两年过去了，关于教材中有问题的同性恋内容并没有什么进展。“这是我很失望的地方，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的原因。”

秋白说，她也和一些教材编者联系过，很多编者非常友善，他们表达了教材编写过程中本来就存在不规范。当然，秋白也遇到过一些并不友善的编者，“言语粗暴强硬。”

秋白说，她自己一定会坚持斗争，“这些跟我的生命发生联系，我是同性者，这是我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当问到今后的打算，秋白表示会在NGO做一段时间，然后继续深造读社会学，秋白希望自己可以多坚持几年，比如在二三线城市做好LGBT（性少数群体）小组，“有很多二三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需要LGBT小组”。

如果“恐同教材”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她希望可以再做些针对性倾向的校园霸凌，“有很多同性者是有抑郁症的，因为校园霸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