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哭或者有不正常的反应肯定是身体不舒服。当我们把他治好了，会发现他正常的状态不是那样的。但是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和家长理论一下，告诉他们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崔菲菲说。

郑胡镛在行医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家长甚至威胁她，“这个孩子没了，你们也别想活。”

“那时候听到这句话很伤心。”郑胡镛说，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像金丝带家长联谊会的家长自助组织帮医生们做了很多沟通的工作。

一个小夜班下来，崔菲菲常常要忙到凌晨一两点钟。家住通州的她，很多时候就直接选择在医院随便休息一下。

儿科医生缺口巨大薪酬福利待完善

这是郑胡镛和崔菲菲的一天，也是我国二十余万儿科医生缺口大背景下，儿科医生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1千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郑胡镛说，在今年恢复招生之前，儿科专业此前已停招17年，这无疑加剧了缺口。随着全面二孩时代的来临，缺口问题将更加凸显。

“工作量增大，医务人员却没法翻倍，医生的培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郑胡镛说，培养一个主治医师至少要12年。

压力大、付出多、收入少，越来越多的儿科医生开始逃离这个岗位。崔菲菲有时也会感慨和自己刚来时一起工作的人已越来越少，一个共事了一年多的医生因为工作强度大，自己的肾脏出现了问题，辞职回校读博后，转行做成人科医生。

“像跟我一起进来的男同学，已经辞职去公司了。他说要养家糊口。”郑胡镛说。

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童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在以药补医的情况下，儿科用药比成人科要少很多，意味着儿科医生的收入远低于成人科医生。

郑胡镛向法晚记者介绍，“有的小孩不会说话，他们很难描述自己的症状，要哄他、分析他的意思。在这上面花费的精力，远远比治疗成人大的多。”

她说，在国外，对儿童的治疗是一个团队，分工很细。如果孩子哭闹，首先游戏师会去哄孩子玩，如果需要做骨穿、腰穿，会有麻醉医师先行麻醉，让孩子享受无痛治疗。对于焦虑的孩子或家长，也会有心理医师、精神科医师等专人安抚。

在国内，所有的哄小孩、安抚家长、孩子心理恢复、用药都由儿科医生来做，负荷可想而知。

针对这些问题，此前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马晓伟在采访时曾表示，“将积极推动开设本科儿科学专业，扩大研究生儿科医师培养规模，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提高儿科医疗服务价格。”

在此之前，崔菲菲和郑胡镛们还将在高压且强负荷的工作中自我调节和适应。崔菲菲说，“我工作特别累的时候会想哭，但睡一觉之后也就都忘了。”

每天晚上，郑胡镛都要整理当天来看病的孩子的病例资料到很晚。在她电脑里，有专门为他们建立的文件夹。她指着一个小姑娘的照片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个小姑娘今年结婚了，她来看病的时候还是十年前呢。”

看着他们慢慢痊愈长大，并见证他们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郑胡镛感到很幸福。

（文中病患及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