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勋璧还为员工设立了严格的上班打卡制度，很多通宵写稿的编辑不得不第二天准时赶到公司。有一次，一位熬夜审稿的副总为了准时上班，差点出了车祸。

不少参与创刊的元老向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回忆，在元老丁少颖重病时，他仍在坚持没日没夜地审稿。但在丁去世第二天的集团大会上，胡勋璧几乎没怎么提丁。这让不少元老寒了心，“丁少颖的逝世是一个过不去的坎。”一位集团高层说。

而即使是胡勋璧一手培养起来的弟子，如果违逆胡勋璧的意思，则可能面临打压。“就像一个小孩，长大了不孝顺我，就把他掐掉。”一位中层描述胡勋璧的行为模式。

另一些更为严苛的管理方式，让员工倍感压抑——知音内部编辑的即时通讯工具被实时监控;USB接口被胶水封死;传送文件只能通过邮箱，而邮箱也被监控，同时，在集团的办公区还安装着摄像头。

胡勋璧认为这是自己在集团内部威信的一种表现。在此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威信和强硬是两码事，不能说，有威信就是强硬。”

在《知音》逐步发展起来后，胡勋璧明显有些膨胀。2008年前后，胡勋璧陆续将亲属调入知音集团，成为转折点。

一位在知音集团工作十多年的员工回忆，胡勋璧最早将嫂子调入集团内部，后又让他的哥哥胡勋杰担任知音传媒的协调员，享受副总经理的待遇。甚至在免职前，还突击提拔了自己的两个司机——一位做了集团下属一家报纸的副总，另一位做了集团某行政部门的中层。

“他把集团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就像一位土皇帝。”这位员工评价。

前路无知音

在胡勋璧时代的后半段，报业格局巨变、信息渠道也越来越畅通。在知音集团开展多种经营的背景下，《知音》杂志本身的内容生产，却逐渐走向没落。

面对这种境况，为留住读者，增强稿件的可读性，胡勋璧的理念是“用任何方法”。

前述离职的编辑告诉剥洋葱，在胡勋璧的默许下，为了补充稿子的细节，一些编辑选择杜撰。“网上一两百字的新闻更换人名，杜撰细节，一个特稿就出来了。”

一位《知音》前员工告诉剥洋葱，自己毕业后，很希望从事深度报道工作，但到了《知音》没多久，发现操作的内容和她对新闻真实的理解存在差异，所以选择了离开。

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通过公开资料查看到，近年来，公众人物与《知音》的官司不少。作家毕淑敏就曾因为《知音》假冒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将其诉至法院。

“这和胡总‘经济效益’优先的理念分不开。”一位中层说。2011年以后，主要依靠传统运营理念存活的知音集团，广告和发行都进入了明显的下降期。

不过，这位中层看来，胡勋璧一向未把发行运营作为重心，“做广告业务的员工收入和清洁工差不多”。

知音集团尝试新媒体转型，效果相对不错。据媒体报道，去年知音传媒集团新媒体营收已经占到了媒体总收入的8%。

但因为高层的连续变动，知音集团的上市计划已经从2011年搁置至今。

胡勋璧被“双规”后，原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学明和原长江文艺出版社人社部部长宋以超空降，分别担任知音集团当市长兼党委书记、总经理。

“新领导已经调研完毕，要把导向放在首位，不能再盲目以猎奇的内容追求经济利益。”一位中层告诉剥洋葱。

新领导已经着手开启公司化改革。只是，胡勋璧再无缘资本盛宴。

文|新京报记者张维实习生王昱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