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六。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虽然没有考上举人,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后来他学医,成了一个医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谈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有名望。父亲也希望我学医。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让我背。我没兴趣,背不出来。
南都周刊:你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是从哪里来的?
戴煌:我出生在江苏阜宁沟墩镇。1940年,黄克诚的部队到了苏北,就是从这时,我对共产党有好的看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之前,国民党的部队,每次经过我们那个小镇,都要在街上饭馆里大吃大喝。而八路军来了以后,各个连队加起来有好几千人,他们在空地上集合,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
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可他们还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脚。他们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着《黄河大合唱》,劲头很足。他们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我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吃过饭馆,吃烧饼油条的都没见过。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这才是人民的军队,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南都周刊:当时你对国共两党的异同还有哪些了解?
戴煌:我讲一件小事吧。1936年夏,蒋介石五十大寿,当时我才八岁。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排着队,拿着小旗,在街上走,喊着“蒋委员长万岁”。结果到了冬天呢,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起来了。
可在扣起来之前,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的待遇啊,但我父亲和邻居们是讲过蒋介石的笑话的。我父亲说,蒋介石到了西安,他到华清池洗澡去了。正洗着呢,有人从外面推门向里边一看。哎呀,洗澡池子里,躺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大乌龟。后来这个人就说,蒋介石其实是大乌龟变的。
父亲讲完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没人汇报到蒋介石那里去。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
南都周刊:为什么?
戴煌:后来我长大了,被打成右派了,就老想起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啊,参加革命的时候,对共产党强调的那些口号,非常信服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到现在都信服。结果打下的天下呢?
“多数人在混饭吃”
南都周刊:在文工团期间,怎么成为记者的?
戴煌:演戏唱歌我也参加了。但是我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打下淮阴了,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战士和群众》,当年就被苏北报纸评为“九一记者节的好稿”,那时候记者节是9月1号,现在变成11月了,那时我17岁。
后来,文工团按个人爱好分成4个组,包括音乐组、美术组、戏剧组、写作组,我是写作组组长,那时候我18岁。后来又要成立各个分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我被提名为盐阜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
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就把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去了。一起调了3名记者。进入射阳县文工团是1944年,进新华社是1947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从射阳县文工团,到苏北文工团,到新华社,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到新华社,我又先后去了越南、朝鲜等地采访报道。从国内到国外,现在记得的有三四十回,经历枪林弹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