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