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