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代理律师都注意到，四名被告人的口供确实充满矛盾，后逐渐统一。卷宗内，陈国清至少向警方供述了7名“同伙”，作案人数，有时说两人，有时三人，有时说四人。不过当地报纸回顾破案过程时曾透露，陈国清先后向警方供出了10多个人，警方逐一排查。

而被抢BP机的下落，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先后有数十种说法，有说放自家立柜上的，有说放梳妆台抽屉里的，但警方均未查获。

承德中院分别于1996年8月14日、1997年8月12日、1998年10月13日、2000年10月8日月三次判处四人死刑，河北省高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都附一份发还提纲。代理律师在查卷宗时，意外发现这三份提纲的存在。上面显示，围绕四人是否有作案时间、公安是否有刑讯逼供等，河北省高院三次共提出了23点疑问。

“如果故意让被告人进行‘统一口供’，这样取得供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在第三次发回承德中院重审时，河北高院曾在发还提纲中点明口供中存在的问题。

对刑讯逼供的指控，承德市双桥公安分局刑警一大队2000年9月出具证明，称1980年已淘汰手摇电话，以此否认刑讯的存在。

据了解，高院三次发还重审后，承德市中院没有全面更换合议庭成员，同一名审判员连续三次担任本案审判长。这一点也被指有违程序。

四人作案时间“存疑”

四被告人家中的老人，年龄最小的65岁，最大的78岁。杨士亮的父亲走路驼着背，陈国清的母亲听力受损，别人跟她讲话时要扯着嗓子喊。21年来，这些父母从未放弃过儿子，坚信他们是无辜的。

他们的首要依据是四人没有作案时间。陈国清在申诉状中说，7月30日晚上，他在第二锅炉厂里加班。而8月16日，他和同村陈国志等人捞鱼并在陈国志家炖鱼。

工厂考勤本上记载，陈国清1994年7月30日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记工员郑启超证明，该厂晚上加班要到9点。但陈国清此前向警方供述称，下午5点多便跟何国强喝酒并商量去市里抢劫出租车。律师发现供词明显与考勤时间不符，但这一不在场证明当时没有被法院认定。

另一被告人朱彦强，事发前后几天见过他的人均认为，他当时不具备作案能力。8月13日，朱彦强打架被人用铁棍打伤头部，缝了好几针，卧床在家养伤。

2015年12月24日，邻居李凤英回忆，8月18日同村朱金贵结婚，她在家门口看到朱彦强时脸是白苍苍的，走路摇摇晃晃。村民陈瑞记得，17日下午去到朱家借三轮车买电视机时，朱彦强还缠着纱布躺在床上。

8月16日当天上午，第二锅炉厂的医生杨玉环还到朱彦强家为其输液。公安、检察机关去调查时，曾把朱彦强的看病处方拿走。

河北省高院在发还提纲中两次提到：输液处方应该附卷。但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卷宗内至今没有这一处方。

另外两位嫌疑人，何国强称7月30日帮人买西瓜，8月16日在朋友家打麻将；杨士亮也提出8月16日在家与朱彦国、朱世清等人打麻将。

朱世清称，确实经常到杨士亮家打麻将，但警方第一次找他问话的时间是1996年10月而非案发后，由于时间太久远，他已经记不清当天是否在一起。另一证人谢红梅在2004年8月接受律师询问时称，案发当晚她丈夫朱彦国确实同杨士亮打麻将。但之前在警方作笔录时，她一口否认丈夫当天在打麻将，还说杨士亮老婆教她作假证。谢红梅后来解释，是被公安吓唬的才那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