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魏晋与两宋，又都是对释、道比较宽容或包容的时期，是儒释道三教并存交流、融合渗透的时期。茶作为三家共同嗜饮的饮料，绝非偶然。三教茶饮方式的各不相同，也将我国的茶艺水平推向极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茶不无关系：以茶养廉，以茶示俭，藉以为媒；服食祛疾，参禅打坐，藉茶以助。甚至以茶为祭品，亦始见于齐武帝祭母及遗嘱。道家将茶作为养生保健饮料，亦始于此时，代表人物是有深厚道学修养的陶潜。

中唐至两宋：与茶有关之“生态”逐渐稳固成熟

中唐以后，“茶道大行”。这绝非如封演小说家言所谓，禅教盛行而为之推波助澜。如是，经过“三武灭佛”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唐武宗灭佛，与禅教相伴随之茶饮岂非也要绝迹？事实上，中唐以后，茶文化的发展繁荣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长庆元年(821)，李珏曾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消费需求的激增，必然刺激生产的发展，这是商品经济的规律。据今存唐宋时人著作中涉及的唐五代产茶之地，已近七十州，遍及今秦岭、淮河以南的十四省区，今日全国的产茶区除台湾省外几乎在唐、五代都有产茶的记载。至唐末、五代，人工栽培茶的技术已相当成熟，接近现代水平，而每亩茶产量，更高达120斤(折合今量约183斤)，令人吃惊。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刚采摘的毛茶，加工成成品茶，每斤约需三斤毛茶。故如以古今同一口径即成品茶折算，亦不过亩产60余斤(今量)。而至宋代，茶产地和产量都比唐大幅增加及提高。

宋代的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民谚就产生在宋代。李觏说：“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可见，其普及程度远胜于唐。茶的生产、栽培加工制造技术，宋人也有明显的进步——今似未见唐以前人采夏秋茶的记载，宋人则普遍开采。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人的游记中均有关于卖秋茶的记载。茶的一年数采，始于宋人，这不仅可大幅提高产量，而且有利于茶树之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此已为当代茶树栽培理论所证实。宋代的制茶工艺也已达到精致化、艺术化的程度，以北苑贡茶为代表。历代的贡茶制作以宋代工艺水平最高，也最为奢华和精美，甚至成为可供赏玩的工艺品。宋代不仅北苑贡焙一枝独秀，各地名品相继涌现，推陈出新，名茶各地多有，据不完全统计，品种已逾百。尤值得注意的是，宋已大规模利用水磨加工茶叶，称为末茶，以解决东京等大城市100余万人口的食茶需求，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城乡茶馆的消费需求。宋代官私茶园的规模也很大。据丁谓《北苑茶録》之说，北宋初年，福建建安的民焙就达到1300余所。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北宋已有茶苗异地移栽成活的范例，南宋人工栽培茶苗异地移栽技术已相当成熟，达到当代水平。茶苗异地移栽技术在当时已大规模推广，在四川甚至有颇具规模的茶苗走私贸易。

唐宋时期，因茶的规模生产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故产生了一批产茶专业户，称茶户或园户(宋代文献中，园户又指蔬菜或种花专业户等)。如唐文宗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册府元龟》卷五一○)。在我国红茶的主产地歙州祁门县，唐懿宗咸通初，编户齐民约5400余户，“业于茶七八矣”。唐宋时期，不仅有富甲一方的大茶商，也有无数中小茶商活跃在流通领域，架构起沟通生产与消费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