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各地官员因抑郁症等心理疾患致非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来自媒体的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有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8人，厅级22人，处级30人，处级以下52人。

如此频度的官员自杀现象，原因尽管很多，但心理疾患始终有极高占比，类似“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的表达，在官员的遗书中屡见不鲜。

这提醒我们，作为一种高发的现代心理疾患，抑郁症在工作压力更大、人际更为复杂的公务员系统中，可能更为突出。要让这一掌管公共资源分配的群体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已有必要将心理干预纳入执政者视野。

就中国官员群体而言，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压力源”：

一是繁忙的工作与偏负面的舆情导致的心理倦怠。在当前官员群体中，心理疲劳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基层官员尤甚，他们与各种琐碎矛盾纠纷打交道，工作节奏快，加班加点是常态，且常处于害怕犯错的焦虑中。尤其是在拆迁、信访、司法岗位工作的官员，在时常出现的突发事件和负面舆情面前，更易出现情感压抑、工作失控、言语暴躁等状况。

工作超负荷，不少基层官员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到工作中，无暇照顾家庭及子女，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压力，也给官员带来很大的心理负面影响。

二是“本领恐慌”与个体无力感引发的心理焦虑。由于公众对政府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官员学习适应新工作环境的压力倍增，这一方面有更新知识系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常要面对“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的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回应公众的要求与期待，需要整个系统的变革。

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当下，中央对官员约束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严，加上对腐败零容忍、对“为官不为”加强问责等，“为官不易”开始成为官员新常态，新的政治生态，心理转轨和调试成为必然。

官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相关部门应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但现实状况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其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从个人角度分析，不少官员对心理问题认识存在偏差，将心理健康等同于思想问题，导致官员不敢说不想说，更不会向别人承认，担心被指手画脚和影响仕途。即使有个别官员向心理专业人士咨询、问诊和治疗，也基本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怕被别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