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 “说走就走”

新京报：万达经历了多次转型，对你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

王健林：现在来看，最最重要的时刻，是1993年万达走出大连去广州，下决心从区域型公司往全国型公司转变。其后很多转型，应该说都找得到逻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新京报：为何一定要做一个国际型企业？在国内赚钱不好吗？

王健林：这是个必然，就像我走出大连一样。那时在大连，万达无所不在，一个公司当时占整个城市份额的22%，你去所有地方，竖着我们的广告牌，我在一个城市，同时十个八个楼盘在开，足球队也是我赞助的，天天电视台放着我的广告。混得一般、没有野心的企业家，会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

新京报：什么真正促使你踏出了往外的一步？

王健林：其实那时我经常跟朋友去欧洲，落地就买一辆二手车，4个人，正好，开十五天，没有目的，到哪儿，住哪儿，都不知道，行李箱拖到哪儿算哪。最后走到结束的地方，往废品收购站打个专门收旧车的电话，给100块钱就让把车拖走。

新京报：这不就是大家很羡慕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王健林：对呀，而且自己开车，多好啊。不知道路，买一张地图，大概找个方向，走错也不要紧，错了就住下来。很过瘾，现在却不行了，没这样的机会了。

新京报：是这些国外的经历让你感觉到差距了？

王健林：就是因为我比较早到国外，看到了中国和美国、欧洲的差距，中国公司和国际先进公司的差距。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应该是思想启蒙，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满足于只做一个区域型公司。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新京报：和你个人巨大影响力对比强烈的，是你生活的单调重复：早晨7：30到办公室，晚9点离开回家，有会谈就到11点。很多人疑惑，中国首富为什么是这个节奏？

王健林：工作占据时间比较多。因为公司发展越来越大，业务越来越多，我有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这个占用时间。如果万达只做文化也行，现在又扩张到体育，又做网络金融，如果我要不懂，只靠蒙的，汇报上来的方案怎么做决策？

新京报：这和你本身曾是军人，有自律的习惯有关？

王健林：不是自律，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很快乐的事情。换个词来说，我是工作狂，在工作当中寻找精神层面的一种满足。看到万达的设想实现，比别人都早几年，这也是一种成就。

新京报：你工作之外的爱好是什么？

王健林：你们都觉得我生活单调吗？其实我有很多爱好。比如唱歌，收藏中国字画，我自己本身也是半个鉴赏家，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搞收藏，可以说那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收藏为何物。

新京报：那军队生活至今还带给你影响吗？

王健林：当然。特别的守时，特别规律，约束自己。

新京报：你做企业家多年，周围环境一直在变，人也在变，传统的企业家下去了，互联网的人兴起了，你一直都在舞台中央。

王健林：企业有生有死，谁也不可能活得太长久，新的企业可以取代旧的企业，这就形成了活力。不然一伙人站在舞台中央老是不换，那就没劲了。

新京报：在市场竞争中，回首过往，你总结出怎样的经验？

王健林：还是一句广告词，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你去看，十年前的苹果和现在的苹果完全不一样，都在发生变化。关于企业竞争我说过一句话，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不可能跑完全程就结束。在竞争当中，你只有不停转变，适应时下，与时俱进，企业才能保持生长活力。

新京报：万达至今经历过几次转型？有人会好奇为什么万达每次踩点都踩得那么准？

王健林：不是踩得准，我们也在分析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趋势，不是墨守成规的。尽管一开始，改变可能带来痛苦，要付出代价，但不变会更痛苦。但到现在，我们经历第四次转型，做成功的话，未来十年万达一定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