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时，杜应伟把别人的牙齿打掉了。父母花了很长时间还清一万多元的诊疗费。问到打架原因，“我们问他，他也不说”。

再过不久，没等小学毕业，杜应伟就辍学了。他读不进去了。

同村一个大伯在贵州毕节开饭店，2014年11月，杜应伟去了那个饭店打工。

这期间，父母很少跟他联系。“他在那里的表现我们也不知道，他也不说他在那边的经历”，杜向成回忆，和儿子偶尔通个电话，也只是问他是否听话。

在毕节时，杜应伟百无聊赖，想找“当老板”的感觉，于是用手机百度到一家做假公章的商家，以100元价格购买了公章“云南昭通交通运输集团公司镇雄公司”。大伯曾开过长途客车，杜应伟记住了这个公章名字。

他还弄了个“三栏分类账”本，在上面写字盖章，然后把他们放到自己的密码箱中。这成为他生活的乐趣所在。

去年大伯的饭店倒了，杜应伟回到永康，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父母问起他在哪里工作，他不告诉他们，也不愿意带他们去。

17岁的杜应伟待在父母身边的时间，零零总总加起来大约只有5、6年。他们很少交流。当问到他们平时聊些什么？堂外公郑绍红毫不客气地说：“聊个屁啊！我们一天不是打就是骂！”

父亲杜向成黑黑瘦瘦，个头比妻子还小。他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就是“打骂”。杜应伟买警服穿，杜向成骂他，但他不听。“我说不能搞，会坐牢。他就说：我会去坐牢！”

忧心忡忡的杜向成趁杜应伟不在家，偷偷地拿走他买的警服烧了。杜应伟回家知道后，什么也没说，又默默地买了套新的。

“我们跟他讲事情，他不听，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母亲郑祖琴为没能管教好孩子而自责。当她出现在看守所时，脸上满是紧张和焦虑，虽然才42岁，却有着与年龄不相匹配的苍老。

最初来永康，郑祖琴和丈夫都在工厂生产健身器材，工资一个月1200元。现在她在工厂做锅，一个月工资3000元出头，杜向成则在一家工厂做圣诞节饰物，生产大红大绿，喜庆热闹的小物件。

但热闹是别人的。夫妻俩打算再过四五年就回云南。在永康待了十来年，他们始终没有归属感，“一般都是上班，回来吃饭，关门睡觉，不跟人说话。因为又怕惹事，又怕打架”。

郑祖琴跟年轻女人曾因为使用厕所这样的小事而吵架。她觉得住处人多眼杂乱的很，不敢交往过多。他们没有什么朋友。除了赚钱养家，别无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