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测量尺、外轮廓提取的工具、测量表和记录表，这些是常年都备好的，装了一个拉杆箱。

新京报：此次打捞红军遗骸难点在哪？

李法军：之前考虑过骨骼埋藏环境的差异。以往我们参与考古发掘，骨骼一般是在墓葬中，个体的骨骼堆叠基本上比较规律。但考虑到当时，红军是被一个个推下去，所以预判骨骼是散乱堆积的，因此当时判断，本次鉴定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散落的遗骸还原到每一个的个体身上，这需要很长时间。

新京报：现场实际情况，与预判出入大吗？

李法军：打捞上来的骨骼保存情况不如预想的好。去之前还不了解井底的情况，去了以后才知道井下结构和水流结构很复杂。打捞上来的遗骸骨质本身比较差，因为浸泡时间长，因此破碎严重、颜色发黑，一个相对完整的都没有，只有等稍微干了后再处理。

新京报：遗骸鉴定的过程顺利吗？

李法军：最终花费的时间要比预想的多，其中最难的地方在于遗骸是散乱的。以往来说，墓葬出土的骨骼，大部分在同一个层位，很快能找对位置。但是本次打捞出来的很多是碎片，要分辨哪些是同一个体，这方面工作很难。

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比如当地希望烈士打捞上来后，早日入土为安，出于这种原因，对遗骸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从本次鉴定工作的目的来看，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和还原生前遭遇，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达到了研究目的。

“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新京报：最终的遗骸数量如何确认？

李法军：在研究上，有一个概念叫骨骼“最小个体数”。因为现场有很多散落的骨骼，可以进行分类。比如我们发现左侧肱骨10根，右侧8根，那就说明，这堆骨骼至少来自8个个体，综合起来就可以推断出一个数字。公布出来的遗骸数量是16具以上，实际上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总体上来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骨骼保存的完整度。来广州之前，我曾在北方工作6年左右。南北方土壤成分不一样，导致埋藏环境有差别。北方土壤偏碱性，有利于骨骼保存；南方土壤偏酸性，加上骨头本身钙质比较多，所以在南方很难获取完整的骨骼。这就导致，在北方使用的方法，到南方就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