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企改革直接涉及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效率。当前，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久拖不决。

四是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简政放权上，简政放权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为其他各领域改革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环境。计量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贡献率。虽然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间接，不能在量化分析中完全表现出来，但行政体制改革是顺利推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应在近年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纵深化，加快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五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发挥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计量结果表明，过去30多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十三五”时期，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加快产学研协同创新，使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六是配套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以发挥好改革的组合效应。户籍与土地、行政与财税改革之间存在明显的组合效应，它们之间改革配套性增强，不仅可以充分释放单个领域改革的增长红利，而且改革之间关联互动所产生的组合效应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深化改革，应打好改革的“组合拳”，加强以上领域改革的关联配套性，更好地发挥制度组合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七是增强重点领域改革的协同性以降低改革摩擦。随着改革经验不断增加，改革综合性与配套性不断增强，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步减弱。虽然预测表明未来改革摩擦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全面深化改革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改革成本，应高度关注，并进一步提高改革的关联性、配套性和耦合性，将改革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执笔：郭春丽 曾 铮 王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