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斌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告诉澎湃新闻,工作中他们负责寻找目标,跟踪和汇报,“我们是打传队的眼睛,为打传队提供精准的打击目标。一旦确认了目标的身份以及住所要及时汇报,等大部队赶到,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黄如涛说,传销人员被抓获后,执法人员要继续挖上线,找头目,最终达到毁体系的目的,“根据打传工作领导小组要求,能追究刑责的要坚决追究刑责,不能追究刑责的,要进行行政处罚并送到教育感化点进行反洗脑教育,签了不再参与传销活动的保证书后再进行遣返。”
经过两年多努力,到2013年下半年,近10万传销者被从来宾遣返。与2006年的打传行动不同,这次他们被遣返后,再也没有回来。
2011年8月后,为促使群众参与打传,当地居民每家每户都存有一张无传销社区联系卡。 澎湃新闻记者 陈雷柱 图
黄如涛说,来宾在打传过程中,通过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并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感化措施,以及街道、社区的广泛参与逐步形成的“五个一”体系,“一张网,一个平台,一张联系卡,一份责任书以及一封公开信。除了前两项由政府单位负责外,后面三项则是发动群众参与,通过联系卡,让市民知道发现传销人员应该如何处置,一份责任书确保在来宾再没有人将房屋出租给传销者,而一封公开信则是从源头管控,传销人员被遣返前,我们会写一封信寄给他的家人,防止他再入传销歧途。”
2017年初,广西自治区打传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来宾市“无传销城市”称号,这标志着在这场与传销的战争中,来宾市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时任来宾市政法委副书记周湘华告诉澎湃新闻,“尽管现在‘传销佬’已经全部被清走,但2011年8月11日之后形成的打传机制,并未撤销,我们要确保打传工作搞得定、清得走、守得住。应该说,在打击传销的过程中,来宾做法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但最终成败,取决于政府的重视程度与决心。”
传销"老大"宣称同甘共苦 得知警察要来最先逃跑
5年来,王兵发展下线约40人。平日里为了笼络人心,王兵和他发展的传销人员在交流中表现得同甘共苦,但是当全国公安机关对传销组织开启专项打击行动后,预感情况不好的王兵将传销队伍交给他人,企图独自潜逃外地,躲避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