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大多时候，黄有良在呆坐中度过。“我老了，在等死，没有什么办法。”黄有良说。
卓天妹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宿风村的家中(8月2日摄)。
另一位“慰安妇”受害者卓天妹今年92岁，家住本号镇宿风村，距黄有良家约50 公里。卓天妹长期卧病不起，神色如死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12天前，傍晚时分，当看到记者的镜头，卓天妹试图坐起来说些什么，但她的喉咙里总有一口痰卡着，喃喃自语了几句黎族方言后，便没有了力气，很快躺下。儿媳陈玉琼说，几天前老人气喘加重。
“这是越翻越薄的历史。”从事“慰安妇”调查20余年的志愿者陈厚志叹息，海南仅存的4名“慰安妇”幸存者均已过90岁。
这是她们在人世的最后时光。
黄有良生前影像。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令人发指的罪行
从1993年起，原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开始实地调研并记录日军侵琼暴行，“慰安妇”幸存者才开始走进他的视野。
这段屈辱往事，似乎是“慰安妇”幸存者们回忆的禁区。
符和积调查记录黄有良的“慰安妇”经历时，她一直缄默不语，只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才鼓起勇气，道出往事。伤疤被撕开后，黄有良痛哭流涕，数夜难眠。直到那时，儿子才第一次知晓，原来自己的母亲就是曾在电影中看到的“慰安妇”。
据符和积耗时三年撰写的《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记载，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当年10月，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日军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邻居家。找不着人的日军就对她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转过年，日军将她抓进了“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暗无天日的生活过了两年，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这才逃离了“慰安所”。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的黄有良和其父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100多公里外的保亭县。直到日军战败，她才敢回到家乡，后来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