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国生于1956年，90年代初他在水仙洗衣机厂做销售经理，那是工厂效益最好的时候，南来北往的经销商到上海来，不免会有许多应酬招待，杨卫国那时候也见过不少世面。

他记得上海最早的卡拉OK是从日本引进的“雷达”，很小的一台设备，没有电视机。杨卫国在淮海路的一个地下室里唱过，那里不像歌厅一样富丽堂皇的，也没有后来量贩式的包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舞台，有曲目，可以点歌，一首歌10块钱。趣味和今天的完全不同。

杨卫国也去过演艺歌厅，他记得，“去一趟没有一千块钱出不来，那个辰光一千块不是现在好比的。阿拉虹口区四平路的‘台湾人’，那个辰光闹猛呀，老板去嘛要排场咯，也要捧场，一百块、两百块。叫我讲起来，这种模式属于上档次的生活，比较的就是谁更有腔调。”

一个花篮100块，送一个也就送了。演艺歌厅的常客大多是开厂的，开饭店的，炒股的，还有外商，以及各色有头有脸的人物。

“现在讲起来，一些大老板一下子就因为送花把自己的事业败掉了。有的人完全就是要面子，或者说是有瘾头了，每天都要去歌厅，去了就买花，那个时候没刷卡的，全是带现金的，最起码一万块，屁股后头一塞，塞好了，带两三个小兄弟就一道去了，买到最后甚至连出门打的钱也用光了。”陆唯回忆说。

周立波过去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及过他曾在夜场一掷千金的故事，90年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弄潮儿们坐在沙发柔软的靠背上，几杯老酒下肚，歌声款款佳人在侧，难免会有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感觉，也许那些一掷千金的朋友们并不敢相信，有一个更好的时代，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