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深刻觉得读书无用，所以也不重视孩子的教育。我家肉摊旁边是个小卖店，卖烟酒书报，我经常去买烟买酒，从来不买书买报，老板一直以为我是文盲。

自己看摊卖肉的时候非常累，经常从早上四点到下午三点吃不上一口饭，我一上午能喝十瓶啤酒，既解渴又饱腹。即使在那么累的日子里，我依然会想起在北大的时光。

“扎扎实实去做一件事”

我卖猪肉纯属歪打正着。我做生意实在，肉质好分量足，回头客越来越多。一开始一天只能卖半头猪，一年以后一天能卖12到15头猪。2001年，我挣了4万块钱，跟工薪阶层比是了不起的收入。

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事情被媒体曝出。“北大才子西安街头卖肉”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媒体开始讨论人才环境、用人机制等问题。我宁静的生活被打破，隐瞒日久的“北大”身份引起街坊邻里的关注。

我突然很恐慌，不知道是好是坏，随旁人热烈讨论，我刻意不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回避媒体。店门照开，猪肉照卖。

舆论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不断有人邀我回体制内工作。当时我的肉店营利早已超过公务员工资，但是我依然选择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进入体制是为了完成我的夙愿，我是国家统招统分的大学生，原本就应该在体制内工作，是因为分配问题导致了我在社会上流浪。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我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了12年，作为主要力量参与编纂了两部年鉴、一部地方志。2016年7月，我们的地方志评审通过，8月我就提出了辞职。

我这个人不甘于平庸，五十岁了，接着工作下去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十年后的情况，退休、保健、等死。我不想等死。

北大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影响是自由和创新，我迫切地想要挣脱束缚，再干点事情。在猪肉档里浸淫多年，我再次瞄准这个行业，想要打造连锁品牌。前后两次卖猪肉我的心态完全不同，第一次是生活所迫，第二次是事业追求。

2013年，我回母校演讲，我说自己是北大的“丑角”，那是真心话。北大作为中国顶尖名校，培养的是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而我是个猪佬。

我回到北大同学的圈子里，也开始重新审视“北大”对我们的意义。这两年跟经商的同学交流，尤其是看到农产品领域大有作为，我的想法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