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学后，谢仁慈自称“想得开大仙”。她开始结交朋友，又去了一次新疆和西藏，也认识了男朋友高琪蕰，对方也是残障人士，在麻省理工读本科。

高琪蕰失去右手后，曾在英国花高价做了仿生假肢，每次戴完假肢后会戴上手套，后来，他不想再忍受那些悄悄地“打量”，不再掩饰和遮挡，成为了右手上有一只金属钩子的“海盗船长”。

那段时间，谢仁慈逐渐变得自信和自知，她在日记中写下：长时间的自我觉醒与认同就像长跑一样，总气喘吁吁，总想放弃，还看不到终点。但我相信，当我们调整呼吸、心率，这就会变成一个美妙的、自得其乐的挑战。

高琪蕰回国的前一天，谢仁慈在商场穿着假肢试裤子，左腿粗右腿细，售货员一直偷偷打量她，她忘不了，那种小心翼翼、欲言又止的目光。

那一瞬间，她炸了：藏来藏去还是被发现，这样掩藏有什么意思？回到酒店就把假肢外包装给撕了，只留下金属的躯干，裤子的右裤腿儿也剪了，“坦坦荡荡出门约会”。

站出来发声

撕掉假肢包装后，谢仁慈成了“阳光下的残障人士”。她享受到了残障人士应有的权利，不再担心特殊座位被一个玩手机的年轻人坐着，进残疾人卫生间也变得理直气壮。

她越来越愿意展露自己，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照片、文字。

回答完知乎问题的那个夜晚，谢仁慈一夜没睡，看着点赞数一点一点增加，把三千多条评论都看完了，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酷。

她承认，别人夸她酷，她会开心，这个爱抹口红的女孩从小就是“臭美精”。但这并非她的初衷，更多的，她希望别人能越过照片，看到残障群体的存在。

从前，谢仁慈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提高绩点、考托福、出国读书，实现小时候“上哈佛”的梦想，现在变成“站出来，第一步是先让别人知道这个群体，再去想权利的争取”。

这种“站出来”源于责任感，她反复强调，自己完全可以做一个“利益既得者”——安静地享受多年学习的劳动成果，在这所知名政法大学读博，或者毕业后去当律师，拥有一个世俗定义下体面的未来。

只是一想到小时候，母亲为了让自己上一所普通学校，到处奔波，她便为其他残障人士心酸，“我一个少了一条腿的孩子，上普通学校都那么难，那些没双腿的、眼睛看不见的孩子，要怎么办？”

谈及未来，谢仁慈眼里有光，她想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做成宣传册，给小朋友看，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残疾人小朋友和自己一样，都是很可爱的，不要把他们划分成“别人”，要把“他们”看成“我们”。

至于，纪录片找谁拍？资金从哪里来？这些东西她都在慢慢落实，她也迷茫，担心自己的能力，“但有一腔热血，总比没有要好”。

五月，一个将雨未雨的下午，谢仁慈在健身房锻炼。

她戴着高琪蕰亲手为她做的假肢，在动感单车上飞驰，一边听音乐，一边甩动头发，骑得比旁边的人还快。

忽然，她大笑了出来——假肢掉了。

谢仁慈动作熟练，右手捞起假肢，戴上，踩实，一边说“没事”，转眼又跨上了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