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父亲的死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

万春芳：我爸一辈子老实，善良，上世纪90年代给人当会计，老板的保险柜都敢放心地交给他管。

他是爷爷的长子，爷爷的兄弟过世得早，他还帮忙照顾他的堂兄妹。他一走，家族的顶梁柱没了，我家的天塌了。

新京报：村里人对这个事件有什么评论？

万春芳：记得我爸刚出事时，村里人说，万家的人太老实了，连秦家碾地的三轮车都不懂得留住当证据。我觉得，在村里人眼里，我家老实得有点窝囊。

为我爸寻找凶手的头几年，我回村里总觉得抬不起头。

辍学追凶20年

“为了省钱，晚上只能睡街边”

新京报：你和家人为什么决定自己寻找嫌疑人？

万春芳：案发三天就有邻居告诉我家，看见秦英永和他哥哥见面。我们赶紧告诉了派出所。警察第二天找到了提供线索的人，我姑姑在现场听到警察反复问人家“到底有没有看清，确不确定”，还说“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人家一听，也不敢说了。

以后我们再接到线索，就先偷偷跑去蹲点、确认，因为怕不确认警察不会抓人。就这样我们才开始自己找。

新京报：20年间，你和家人都去哪些地方找过？

万春芳：主要是附近的林州市和山西接壤的一些县城、村庄。

得到线索就去，近的地方一早就出发，晚上还能回家住。远的地方，骑自行车去，一骑就是两三天，我和亲戚们带着干粮，为了省钱，晚上只能在街边睡，从没住过店。

有时候路过一些村子，村民看我们可怜，舀饭给我们吃。

骑的自行车，坏了修，修了坏，都不敢扔掉，那是十五六岁的我唯一会使用的交通工具。

新京报：线索都是哪里来的？

万春芳：都是邻村的邻居、亲戚、朋友提供的。有人看见他在临淇镇要饭，我和爷爷带着他的照片去打听，还不敢说他杀了人，只能说在找家里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