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一下就散了。”回忆起那时的经历，村民杨春友不无遗憾。时隔40年，废弃的沟渠早被填平成了土马路。走在这条路上，他还能不时停下来，准确地指出当年开山炸石留下的炮眼。

“这山的岩石太硬了，炸开还要一点点用二锤再凿开，很辛苦。”他感慨道。

80多岁的黄洪集就住在废渠附近，曾经目睹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工程。因为草王坝来往渠上路途不近，他把自家的屋子免费让给一些上工的村民暂住，其中就有当时担任草王坝村村支书的黄大发。

“他说想为下一代人建好这个水沟，改变地区的面貌。”黄洪集曾与黄大发有过交谈。

“虽然失败了，但并不可惜，我迟早要把水修成。”黄大发后来对人说，“当时挖沟看到那么大的一股水，心想如果给我们村，吃都吃不完。”

一搁置就是10余年。这期间，黄大发一直没断过心思，学水利，递报告，但修渠的事情迟迟提不上日程。

转机

草王坝村所在的枫香区当时下辖7个公社。1977年，枫香区水利站从每个公社选取一人担任水利辅导员，每月34块钱的工资，主要任务是学习基本的修水库、测量沟渠知识，并监督各公社的水利工程进度。黄大发有过修渠经验，成为野彪公社被选拔的那个。

同事刘关刚和雷以超分别来自平正公社和干溪公社。刘关刚还记得，进入水利站学习时，黄大发非常认真用心，也曾与自己提起曾经修渠的经历。“他说当时用料都是黄泥巴，后来怎么修，都不出水。”

时年，中国许多地方仍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枫香区的每个公社都有一个水坝修建工程。作为监工，黄大发在3年的学习中系统地参加了如工程如何测量、用料如何夯实等水利知识培训，对分流渠、导洪沟的常识也有了系统了解。

“他买了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过去。”现任平正乡扶贫办主任的熊举海曾与黄大发有过共事经历，他称黄在水利站学习时很勤勉。“我也好奇只有小学文化，他是怎么学习那些知识的。”熊举海笑着说。

1979年，水利站的学习计划搁置，成员们被安排各自回家听候通知。刘关刚开始担任民办教师，雷以超继续务农，黄大发作为村支书，开始为下一次修渠奔走。

他开始连年写申请报告，请求国家补助，重新修建螺丝水工程，但未得批复。

黄大发向村民们讲解数十年前留下的水渠设计图纸。新华社图

1991年，村民夏时江调动到花茂工作，他将那里的水利工程实施及经验带回本村草王坝。黄大发和村民徐洪伦、杨持禄等7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重新修建螺丝水工程，当晚就捐资50多元。

黄大发家里还保存着这份《野彪乡草王坝村要求集资兴修水利的请示报告》。“要求兴修水利，将螺丝水中游之处——风涧河水修通接往我村——草王坝。除保证灌溉原田面积，增产粮食十五万斤外，尤能新造田约一千一百亩，增产粮食九十万斤。”

带着这份请示报告，1990年冬天，黄大发2天走了200里路程，到县城所在的南白街道向县水利局请求批示。

遵义县水利局原副局长黄著文至今记得第一回见黄大发时对方的样子。

“双手长满了茧，开裂了，冬天只穿了两件冬衣，挎着帆布包，一双解放鞋脚趾还露在外面。”下乡回来的黄著文在家门口碰到了一直等着自己的黄大发。

第二天一早，黄著文带着黄大发到县水利局汇报。局里的领导们对草王坝“吃水用水还靠凼里的泥浆水”深表同情，但为了看看村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希望他们在一个星期后拿出1万块钱的项目押金。

重启

回到村里，黄大发开始面对不同的声音。草王坝村7个村民组分散在各处，全村走完一圈要2到3天的时间，他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

1万块钱在当时对于村民们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当时村民外出务工，一个月只能赚几十元钱。有两个大队村民一听说要修沟，而且修的“还是原来的那个沟”就不干了。这让黄大发有些犯难。

说服工作由当时的野彪公社党委书记黄秀权帮助完成。他在党代会上发言，表态支持黄大发的工作，力排众议，“修螺丝水，上次的水量小了，失败了，但这次会吸取经验。”

为了凑齐1万块钱，每家每分地需要交39块钱。黄大发自家有7分土地，需要交近280块钱，他问自己的女儿借来了婆家给的彩礼钱。

到了需要交齐款项的那一天，还有一户人家迟迟不愿意掏钱。黄大发着急了，说话态度很强硬，“12点钱要交齐，否则群众吃不上大米饭你要负全责。”

“你第一次都修失败了，那你第二次要能成功，我就用手掌心煮饭给你吃。”杨春发嘲笑他过分自信。他是黄大发的舅舅。

“如果水没有修过来，我就把名字倒着写。”面对亲舅舅的嘲讽，黄大发回答得很坚决。

他后来再谈起做群众思想工作时受的委屈，已经很平淡。“大部分人还是赞成我的。”

赞成他的村民心里都清楚，吃水用水是全村享福的事，看着黄大发每天为村里修渠的事跑前跑后，他们也都乐意跟着这位支书做事。但上次失败的经历还是让多数人有些担心。

这份担心后来被证明有些多虑。1992年，螺丝水工程启动，此后黄大发的形象就不再是平日里寡言的模样。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态度强硬、只讲原则的“黄监工”，每天一早带头上工，天黑才下工。县里派来做指导的技术人员黄文斗也跟着一起，一待就是两年，吃住几乎都在渠上。

全村上工人员被划分成9个小组，农忙时有常修队，农闲时有突击队，天天有人在工地上，每组还有队长负责考勤和评分。到了晚上黄大发就组织全体人员开会，评价当天的工作。

“大大小小的会已经数不清开了多少回。”有村民笑言。“黄支书每天都要点评，哪里修得好，哪里修得不好。”

民主村水利工程笔记。

今年48岁的杨光武对“黄监工”的严苛要求记忆犹新。“不可能偷懒的，要是进度完不成，耽误了统一浇水泥的时间，就会被骂。”

黄大发自己也说，看到谁家修的那段质量不好，他会很不客气地“直接把坝蹬掉”，要求返工。

除了要保证质量，再次启动的修渠工程需要考虑的事也不少。一是安全，二是资金。

黔北多险山，按照工程设计，水渠的路线要经过一段500多米长，名为“擦耳岩”的悬崖，距离崖底有300多米的高差。如何在这面绝壁上凿出一道高50公分、宽60公分的水渠，是摆在所有人眼前的难题。

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山崖，村里不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些发怵。黄大发那时已经58岁，没多犹豫，他带头在腰间绑上绳子，吊在崖壁上测量。总共500多米的绝壁一点点挪过去，每次至少要做50多处施工标记。单是这项悬崖测量工作，就持续了半年时间。

成功

后来有人问黄大发，你不怕从悬崖上掉下来吗？

擦耳岩是大发渠最险的一段，黄大发带领着村民们沿着陡峭的绝壁巡查、清理水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