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前的杨箕村,是外来务工人员到广州落脚的第一站,由于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租金又比周边的五羊新城和越秀新城至少便宜几百元,因此成为外地人来广州租房的首选。那时候,杨箕村容纳了4万多外来人口,租客来自四面八方,覆盖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吃过上顿没下顿的农民工,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亦有想要赚第一桶金的生意人。

在这里,粤语和各地的方言混杂在一起；站街的小姐在发廊前面抽烟；吃着大排档的打工仔吃着吃着就抡起胳膊干架；罪犯、盗版碟和南方都市报在同一个角落出没。

终于,到了2010年,政府决定彻底清理这个城市的“伤口”。2010年,越秀区将其列入5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中,作为亚运会前必须完成拆迁的9座城中村之一。2010年7月,杨箕村开始清拆工作,98%的房子在两个月内拆除完毕。

姚蕴珊很难过,尤其舍不得天台的石榴树,但也没有办法。

拆迁

事实上,早在2009年7月,杨箕村就开始启动拆迁工作。每户村民均收到一份村委下发的《城中村改造征询意见书》。《意见书》的补偿条款并不明细,只是粗略列出了“拆一补一”原则,即对村民实行拆一平方补一平方的方式,进行原地安置,没有回答包括超规违建面积如何计算、复建房容积率和密度是多少、原有的村集体物业如何处理、如果烂尾由谁来负责等关键问题,因此绝大多数杨箕村民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同意。

姚蕴珊的外祖父姚礼津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一份《改造征询意见书》中,他列出了自己对于改造方案的几点建议,其核心是“两个公示”,即要求对改造前现有房屋现状、数据、村内物业集体资产进行公示,对改造后所有房屋现状、数据、小区的基础商铺、车铺、会所等,以及入住时候的摇珠分配情况进行公示。

然而,姚礼津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村干部的及时回应,其他村民的情况亦与之类似。于是,村民的不满开始发酵,要求公开村集体物业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直到村委会通知村民要拆迁为止,村民们对自己村里的财务状况仍然一无所知。

事实上,杨箕村村委会已经三十来年未曾公开村财务和集体物业的资金去向。村民们担心“城中村改造”这个项目会出现贪腐,使复建房的质量出现问题,或者演变成烂尾工程。而村财务的公开是抑制村官贪腐的第一步。

8月17日,全体村民上陈《建议书》,公开提出五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