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市民身份拨打了南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到法院诉讼，用法院的调解书、判决书都可以直接过户。不用提交公证书。”

因为诉讼花费可能比公证少，有些当事人对遗嘱没有争议也打继承官司，有些案子就是一家人打“假”官司来解决。2014年龙女士的母亲去世，同吴先生一样，龙女士本想通过公证来继承母亲房产，但她没办法提供已故外祖父母的死亡证明，最终选择将相关继承人告上法庭，然后进行庭前调解，最后拿调解书过户。

但对于独生子女来说，这一群体将面临“诉讼无人可告，公证证明难全”的尴尬境地。

　　能否用“声明”代替“证明”？

房产继承登记需要公证，依据是1991年《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但这一联合通知在2014年被最高人民法院以案例指导的形式认为无效。根据公报，《联合通知》是政府性规范文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的范畴，其规范内容不得与《物权法》、《继承法》等法律法规相抵触。

尽管本月司法部正式废止了这一通知，但是各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尚未公布相关操作细则，目前，许多地方在办理房屋继承登记时，仍然要求申请人提供继承权公证书。

广西大学法学院庞红老师说，“公民应该多一些法律意识，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妨养成收集、保留证据的习惯，一旦遭遇纠纷，可以借助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为了避免遗产继承纠纷，陈晓云也建议，“尽可能在生前订立遗嘱，并在遗嘱中写明财产的归属和处理方式。最好要在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对遗嘱进行公证，避免出现遗嘱无效等情况。公证就是为了依法保护公证双方的合法权利，避免日后产生纠纷和矛盾。”

但是，在讳言死亡的传统观念之下，劝说老人订立遗嘱，子女不见得能说出口。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主任王士刚也曾对媒体表示，呼吁建立法定的遗嘱登记制度。

对于遗产继承权公证，业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早在2015年的北京市“两会”上，就有12名市政协委员联名，认为继承权公证“手续繁琐、花费巨大”。公证机构往往要求继承人提交100多年前出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死亡证明等文件，而他们可能二三十年前就去世了，这样的要求超出了普通百姓的能力范围。除此之外，公证费往往为房屋价值的1%至2%， 500万元的房子就要10万元公证费。

这些市政协委员们建议，应在财产登记和管理部门、司法机构与遗嘱登记部门之间建立信息沟通渠道，查询并认定这些专业机构所登记的遗嘱，及时作出认定并办理继承手续。人民法院可以对接专业性调解组织，将继承案件的诉前调解工作委托给这些组织进行调解，并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后，由房产登记部门、商业银行协助执行调解协议，简化办事程序。

对此，也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呼吁以“声明”代替“证明”。中华遗嘱库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凯曾提议建立公告制度，“房产局认可后发一个公告或通知，如果其他人有异议就去法院诉讼，如果没有异议，公告期过了就过户。”

到记者发稿时为止，吴先生的相关证明材料还在办理中。他不无担心地说：“如果我办不下来这些证明，那老伴留下的房子以后该怎么办？”记者 庞慧敏 本报实习生廖景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