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后来怎么跨越这个障碍的？

陈巧玲：坚持，没别的方法。那时所有的概念都是不清楚的，就逼着自己去查资料，检索行业标准，对比欧美国家的数据，逼着逼着就把自己逼成了半个专家，你现在问我一些添加剂，它的成分、是否有危害性什么的我大致都能说清楚。

新京报：对比欧美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我国的行业或国家标准会有很大差距吗？

陈巧玲：开始我以为会有特别大的差距，后来发现从标准制定来说，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执行。国家告诉某种添加剂的含量不能超过某个数值，但不会规定制作面包时该放多少在里面。标准摆在那，大家都不执行，才是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的原因。

新京报：你选取的一些案例，有的距今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怎么保证案例的针对性？

陈巧玲：选取案例的标准是依据媒体公开报道和学术机构的报告，确实有你提到的问题，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类别我都重新检索了一遍。苏丹红事件距今10年了，但是我检索发现，10年中同样的事情在反复发生，2012年有，13年、14年也有。问题没有消失，一直存在。

老实做事不如掺假作恶好生存？

新京报：除了新闻报道和学术报告，书中也有不少你和团队伙伴实地调研的部分，这部分工作是怎么做的？

陈巧玲：我是个特别能聊的人，几乎见人就问食品安全。学校里会问，买东西和外出吃饭会问，坐火车的路上也会问，不同的人给我的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人认为有添加剂的食品就是不健康的，不用化肥的就是健康的，这些概念都不准确。

新京报：一共调查走访了多少企业？

陈巧玲：大小企业有将近一百家，形式主要是走访。也有通过电话和网络跟一些经销商联系过。

新京报：跟一些企业打交道，遇到过什么挫折吗？

陈巧玲：就是被拒绝，我一说明来意对方手一摆“不说不说”，就不再搭理我了。但有一些也愿意聊。拿罂粟壳举例，很多老板告诉我火锅、麻辣烫里掺这个不是秘密，我后来发现网上有卖“罂栗膏”的这种产品的，生产者把罂粟的“粟”改成了“栗”，瞒天过海。

新京报：调研过程中给你最大触动的是什么？

陈巧玲：不止一个老板跟我说过，在自己所在的行业，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产品，结果还不如那些掺假作恶的企业生存得好，别人都用假的你不用，你的东西价格就高，就没销路。

新京报：这本书之后，你有着怎样的总结和计划？

陈巧玲：我觉得目前这本书起到的作用是“惩恶”，要解决问题，我们还需要“扬善”，为什么一个人一个企业老老实实做事、做产品就不能获得良好的回报呢？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觉得只要渠道打通，这些问题都能解决，这也是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

反响

“国家食药监局给我打电话”

新京报：这么执着地出这本书，食品安全这四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巧玲：这本书是想集中呈现人们面临着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希望自己的一点努力能够引起哪怕一点的注意。陈吉宁校长在离开清华大学前，有次做演讲时跟学生说要心存敬畏、坚守良知，我觉得食品安全领域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恰恰是这部分缺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