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关税的博弈困境

既然对一个大国而言，存在这么一个“最优”关税，使得征收关税带来的贸易条件改进抵消甚至大于对消费者福利的损失，那么经济学家为什么又那么积极地倡导关税减免呢？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大国，即使是小国，也往往在某些行业或者商品上具备影响世界价格的能力，更别说各国国内政治考量和民族情绪，也不会允许一国在面临对方加征关税的同时，不采取任何的反制。设想一下，假如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都按照最优关税的理论，给予对方特定行业上的关税打击，双方都在提高进口关税的行业获得了贸易条件的改进，而在出口行业又遭受损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是双方都陷入了一个困境：双方都通过加征关税来打击对手同时获得收益，但假若双方都采取减免关税的措施，则双方都能够获益；然而困难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够也不愿意单方面宣布休战——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损失。这样，两国就陷入了博弈论中常见的“囚徒困境”。在这个博弈中，每一方都按照给定条件下的最优策略行动，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双输”。

假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按照最优关税的策略单边行动，或是对加税方进行报复，那么我们就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由于美国推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将美国进口平均关税从40%推高到近60%。仅仅两年时间，美国的进出口就同时下跌了40%。世界贸易体系遭受重大打击。

是否存在跳出互筑贸易壁垒的“囚徒困境”的解决之道？历史早就给予我们答案，在“二战”之后欧洲重建的过程中，美国人主导了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通过一个外部协定的方式，强制性地要求签约国互相减免关税，跳出了“囚徒困境”。GATT，以及替代GATT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当一国对一个GATT成员国减免关税时，它也必须对所有其他成员国承担同样的关税减免义务，这就是GATT最首要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原则，也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众多不具备谈判能力的小国分享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改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全球化发展远超上世纪50年代的今天，国际多边经贸体系的主要创始国和推动者，正致力于挑战甚至摧毁这一体系，而不是去改进和完善它。90年代的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曾经说过“没有WTO，世界就只剩丛林法则”。希望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的领导人们，能够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带领我们远离那一情景。(“比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