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界人士对这些‘上师’半是畏惧半是尊崇，所以后者才拥有这么大的非官方权力，”印度社会评论家桑托什·德赛说，“今天的‘上师’曝光率更高，更有钱，更具有消费主义光环。他们就是品牌。”

辛格的律师称准备上诉。研究“上师”现象的政治学家伦基·拉姆说，辛格一旦服刑，其群众基础将大大削弱，追随者将渐渐离去，但印度的“上师”文化还远未走向末路。

“政客通过‘上师’谋求选票，百姓向‘上师’寻找社会和心理问题的解答。然后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因为他们会想如果政客都来找‘上师’，他肯定是个重要人物，”拉姆说，“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清华大学南亚问题学者毛克疾说，“上师”和他们的信徒代表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种常见的政治资源组织形式——“庇护关系”：“上师”以宗教领袖的身份，为信众提供精神慰藉、人身保护、政治地位和经济分红等庇护，信众则为“上师”提供政治选票、经济供养，必要时充当“炮灰”。

毛克疾说，过去，庇护者角色更多地由地主和氏族领袖担任，但在新的政治传播趋势下，擅长超越地理限制的精神宣讲的“上师”们更能脱颖而出。辛格的例子很典型，他的电影、音乐短片（ＭＶ）、公益活动和商业模式都能极大地动员追随者。

印度“上师”善用现代传播手段的同时，也喜欢挥舞印度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大旗。譬如，巴普的知名言论之一就是称“情人节”是西方文化侵略方式、会教唆印度少年人“干坏事”，而辛格在很多宣传材料上也常把自己与印度国旗、国会等政治符号对接。（沈敏）（新华社专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