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对美国进行的顺利访问，使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希望能够避免成为特朗普的目标，但他们判断错了。特朗普面临的问题是，双边贸易逆差很难通过贸易政策来调整；为解决这些问题，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可能是，放弃公平竞争和开放的规则，转向干预竞争结果、控制市场份额和规定国家成分要求。看看正在重新谈判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可以了解特朗普将怎样设法把政治辞令转化为政策。

第四，特朗普对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持矛盾态度。他认为美国一直以来过于慷慨，无法再维持其在二战后牵头打造的、已有70年历史的旧安全体系。但美国的联盟网络已经通过专业纽带、规划、制度，甚至美军的职业生涯、习俗和习惯形成了生命力。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体现了这一传统。因此，虽然特朗普不大可能在联盟管理方面投入太多精力，但马蒂斯或将遵循惯例——尽管他也会不时地像在阿富汗那样发出抱怨。

最后，特朗普的任期凸显了美国的一个关键特点：国家比总统本身大得多。美国人选择的是宪法秩序，而非“核心领导人”。美国的政策是各种机构和政党之间共享权力和分权的产物，这些机构既包括参议院、众议院，也包括法院、州、市、联邦部门以及包括企业和公民社会在内的私营部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的助手们认为，美国国父精心打造的制度是一股“暗深势力”，将一个健康的共和国的制度误认为是对特朗普种种奇想的无端抵制。但在外交政策方面，一些爱国者不会支持特朗普用美式民族主义对抗美国的国际主义。他们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多数时候都是同步的，并不相冲突，而且正是这种结合创造了美国独特的全球领导力。